后危机时代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后危机时代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尹晨贺学会[内容提要]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重要国家战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避免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两种极端的态度。从后发的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不平衡发展是它们通行的发展战略，而集聚效应则可以推动最初的不平衡发展到最后的平衡发展。上海的远期发展目标应该是建成纽约、东京这样的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近期和中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应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条件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的领域大胆的先行先试。[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中心；不平衡发展；集聚效应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后危机时代重要的国家战略发轫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经济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为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和实施力度积极应对。中国也迅速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化解危机带来的影响。2009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8.7%，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总体回升向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时刻，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提出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事关中国尽快完全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并在危机之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全局的国家战略。在后危机时代（Post-crisisera）中国经济将加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改变对粗放型、资源消耗型和简单出口加工型产业的依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需要大力发展和提升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引导金融资源向优先产业配置。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仅不会削弱，而且只会进一步加强，同时金融业依托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本职能将得到回归。因此，需要我国金融业尽快熟悉、掌握和应用国际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金融规则，及早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品定价市场，提高国内企业和国内经济对外部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能力。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在这次危机中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革，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巨大冲击，美国对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世界经济和金融多极化格局的呼声再次高涨，加上中国经济率先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而参与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资源配置权的竞争，需要现实的市场化的主体。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经济金融危机，一般都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或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或新的金融、贸易秩序改变。①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中国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承担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责任，为中国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并发挥更强的影响力，上海有必要加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避免妄自菲薄从现实的诸多指标上看，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金融集聚程度，2008年上海金融业产值仅占上海GDP的10%，而伦敦金融城1平方英里的产值就占到全英国GDP的13%，上海外汇市场一年的交易量还不到伦敦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量。[1]（p.9）从条件上来看，上海在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也与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存在差距。如伦敦金融城1平方英里集中了30多万金融业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加总才近20万人；在上海近万名律师中，仅有20%的律师具有适应现代法律服务的业务素质，能够从事国际金融法律服务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②从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来看，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目前还没有外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③即便在国内，上海也并非在所有的金融指标上遥遥领先，比如全国性龙头金融机构总部大多集中在北京，2008年北京的外汇清算量超过全国的50%，资金管理规模较大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总部也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广东。④据此，一种观点认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遥遥无期。但这样的妄自菲薄实在没有必要。从13世纪的威尼斯，到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伦敦，再到20世纪的纽约，历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直是在漂移的过程中。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哪个金融中心是在基础设施、人才、法制等条件都成熟以后才开始发展的，金融中心的发展总是与相关条件和要素的不断完善同步进行的。按照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A.O.Hirschmann）关于引致投资最大化的理论，基础设施、法制等条件的完善仅仅是为优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不是必然性；反之如果优先产业率先发展，在需求推动下，相关配套服务行业的发展几乎是必然的。[2]（p.32）这些从开曼群岛、迪拜等后发的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证实。更何况上海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目前，上海已拥有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产权等全国性市场，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2008年，包括证券、期货、同业拆借、黄金在内的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量已经达到167.7万亿元，占全国的76%，部分金融产品（如铜和天然橡胶期货）交易量已居世界前列。⑤上海目前已经是国内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截至2008年6月底，外资金融机构数目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44.1%，外资金融机构资产占上海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六分之一，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数量占全国外资银行总数的2/3，资产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的80%以上。⑥三、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避免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同样需要避免的还有另一种态度，即妄自尊大。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来看，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的确与大国的经济崛起密切相关，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巩固同时也是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世界经济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也的确主要集聚在发达经济体及其周边。2009年3月伦敦金融城公布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5期（TheGlobalFinancialCentersIndex5），列出了全球排名前62名的金融中心。GDP占全球经济30%的欧盟，在其本土及飞行2小时距离范围内有31个金融中心，其中有11个金融中心排名在全球前20位。GDP占全球经济28%的北美，在其本土及飞行2小时距离范围内有12个金融中心，其中有5个金融中心排名在全球前20位。⑦但东亚和中国大陆金融中心建设和经济实力发展并不相称。东亚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目前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的近20%，但在其本土及飞行2小时距离范围内只有8个金融中心，其中只有3个金融中心排名在全球前20位。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连续保持了30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总量目前已经占全球的6%（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2008年中国的GDP已经占全球的11.4%）；从国际贸易来看，2008年中国的商品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8%，2009年中国的出口额更一举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⑧但中国大陆只有上海和北京入选，分别列第35和51位。21世纪被称为中国的世纪，由此也形成了一种过于乐观的态度，即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自然会形成国际金融中心。但这样的妄自尊大同样不可取。的确，国际金融中心的漂移与大国的经济崛起密切相关，但两者不是必然相联系的，更不是同时出现的。法国是重要的发达国家，其GDP曾经长期居世界第4位，但巴黎的金融中心排名一直靠后，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有比较大的差距。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当时的纽约只是刚刚在与芝加哥、费城等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国内的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二次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最终确定了纽约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前文已经提到上海作为一个后发的金融中心，在金融的规模、集聚度、国际化程度、相关配套制度和条件等方面与发达金融中心相比，客观上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既不能盲动，更不能瞎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国际经验可以给上海很多有益的借鉴。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与集聚效应从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不平衡发展是它们的通行路径。金融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不是一下子在所有的领域和行业同时大推进发展，而是先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率先发展和突破，进而带动更多产业和领域的发展。从横截面分析（Crosssectionanalysis）来看，根据2009年3月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如下表1，除了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少数国际金融中心在几乎所有的金融行业和领域都居领先地位以外，现有的大多数国际金融中心不平衡发展的特征很明显。其中，排名第7的芝加哥拥有着全球最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在期货和期权交易领域更是独占鳌头；排名第11位的多伦多有着世界最大的矿业和能源产权交易所，集聚了全球超过60%的上市矿业和能源类公司，矿业和能源融资量占全球的50%以上；[3]排名第13位的英属泽西岛最为发达是信托与基金管理业，在45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187家信托公司和1300余家投资基金，资产管理业务在全球列第6位；⑨排名第14位的卢森堡则是欧洲外币债券主要的上市和交易中心；英属汉密尔顿虽然排名在第27位，但在保险业单项中排名全球第8位，其再保险业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居全球第3位。都柏林、英属根西岛、英属泽西岛、英属马恩岛和英属汉密尔顿等都以离岸金融而闻名于世。从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analysis）来看，成功的后发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建设过程中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在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外资银行则一直是重要的开拓者。香港最早成立的银行全部是外资银行，包括1845年的东方汇理银行，1857年的有利银行，1859年的渣打银行，以及1865年成立的第一家将总行设在香港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4]（p.21）20世纪中后叶，香港工业化大发展、亚洲经济崛起、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等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银行涌入香港，仅在1978年港英当局宣布恢复银行牌照颁布后的一年半内，就有41家外资银行在港开业。外资银行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其是外部资金的引入、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金融业务的国际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表1、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总体和单项排名城市总体排名银行业排名专业服务排名资产管理排名保险业排名政府和监管排名证券交易额排名备注伦敦1111112纽约2222221新加坡3343436香港443454苏黎世565539日内瓦6767105芝加哥75105法兰克福8897波士顿99都柏林1096OFC多伦多111010英属根西岛1288OFC英属泽西岛1376OFC卢森堡1410东京15763悉尼16旧金山17英属马恩岛18OFC巴黎1884爱丁堡20英属汉密尔顿278OFC上海317数据来源：伦敦金融城2009年3月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5）注：OFC为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的简称。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最初则启动于亚洲美元市场的建设。1965年，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政府立志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位于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很显然，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在软硬件条件、制度环境、人才等方面远不如先发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政府抓住当时西方跨国公司投资开始向亚太转移的历史性机遇，1968年10月1日允许美洲银行新加坡分行在银行内部设立亚洲美元经营单位，以欧洲美元市场方式接收非居民的美元存款，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