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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思想的新发展“和谐世界”,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如今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005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和谐世界”的思考也在逐步深入。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讲话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国外媒体也对讲话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息。与“和谐世界”相呼应,上海合作组织已将建设“和谐地区”当作本组织追求的目标,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谈论“和谐非洲”的前景.一、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以及善待自己更要善待他人的道理。在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直持颇为开放的心态。在为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东方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并不妄自尊大,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中华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印度的文化。到公元3世纪,佛教已广为传播,出现了各种学派,到公元7世纪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与此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经过长期融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以后,当佛教早已在印度没落时,中国保存的大量佛经“反哺”印度,弥补了印度历史的很多空白。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排斥这种外来文化,而是允许其自由传播。到12世纪,伊斯兰教已大规模传入中国,宋朝政府特意颁布保护穆斯林的财产法。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全国,元朝政府专设伊斯兰教事务机构,给予伊斯兰教传教者诸多优待。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基督教也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唐王朝先后在长安等地修建许多教堂。在耶稣诞辰日,不少王公贵族会亲自为教堂题匾送礼,以示庆贺。13世纪时,基督教在中国盛行,连皇帝忽必烈的母亲都是一个基督教徒。17世纪,包括利玛窦等在内的欧洲传教士更是纷至沓来,在中国发展教会,培养信徒。公元8世纪前后,犹太教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10世纪,在开封等地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开封至今还保留着有7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犹太教来到中国,获得中国统治者“一视同仁”的待遇,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权利。犹太教与儒教、佛教和道教相互扶持,和平共处。“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二、马克思主义:引导人类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使世界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导致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加剧。英国对印度进行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丑恶的殖民掠夺,“悲惨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纺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在英国鸦片的渗透和欧美列强的阵阵炮轰下,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也翻开了耻辱和抗争的一页。而自环球航线开辟后,非洲就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中。欧美殖民者不仅大肆掠夺非洲的自然财富,还不断扩大罪恶的奴隶贸易,至19世纪末,奴隶贸易持续了400多年,非洲丧失了至少1亿人口。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的实力发生变化。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列强以“人道”、“正义”、“保卫祖国”等美丽辞藻掩盖自己卑鄙的掠夺意图,伸开了他们的魔爪。从欧洲战争开始,战事逐渐演化为世界性的战争,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真可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类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极不平衡的状态引起了智者们的思考。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总结、借鉴和创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并赋予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后来,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十月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席卷了亚洲广大地区,并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虽然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气焰嚣张,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最终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世界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形成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东方,人类逐步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为了吸取战争血与泪的教训,在美、苏、中、英四国的提议下,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独立、平等、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共同愿望,同时也证明世界人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都有着对和谐美好世界的一致追求。在联合国里,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团结的力量,原本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联合国,逐渐多了公平和正义的呼声,且呼声愈来愈高。遭遇浩劫后,人类加倍珍惜和平,但是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地区动荡仍然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贫穷和饥饿尚未消除。如何让“和平鸽”衔来的“橄榄枝”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如何让世界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成了我们要勇敢探索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几代领导人不断向世界郑重声明中国的和平立场。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建设,国力得到增强,国际地位得到提高的中国亦以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体系建设者角色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心尽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为探索解决这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指出了方向。现今的人类社会并不和谐,这是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困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时有发生,贫困、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重大传染病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亟待各国合力解决的。“和谐世界”理念从几个方面为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具体思路:首先是坚持多边主义,以集体安全机制来防止冲突和战争。其次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各参与国皆赢的局面,着眼于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死守着已分得的一块蛋糕,畏惧他国来分享。其三是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第四是推动联合国改革。几十年来,联合国现有的体制显现出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抛弃它,而应通过必要的合理改革来完善它。可以说,有了联合国,各国人民才走得如此亲近。一个更加完善的联合国,将帮助人类更早地实现和谐。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传承了以往智者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反映了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普遍愿望。“和谐世界”理念也不是空中楼阁,它建立在当今世界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合理途径,具有普遍的世界价值。三、“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何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成为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6月底,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会上少数代表发言攻击新中国。周总理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求同存异”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周总理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万隆会议公报。自那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在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中国还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中国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丰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邓小平同志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与时俱进,提出了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张,强调既要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他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通过“一国两制”解决一个国家内部某些问题的伟大创举。“和谐世界”理念注重国家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相互依存和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体现了和平共处的意愿。它实际上高度概括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对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四、“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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