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王一呜2010-12-31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在资源约束条件与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随之变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关键词：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在增速，发展方式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在全球位势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预计，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2010年的6.9%。但事实上，中国2001-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三次大的上升期（图1），特别是2001-2007年第三轮上升期持续了7年，经济增速从2001年的8.3%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14.2%。这一轮上升期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今年有望超过日本。按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计算，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700美元，即将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的出口额达到12016.6亿美元，超过德国746亿美元，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贸易总量占全球近10%。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图1：1979-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0》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过去30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全球贸易出现多年来罕见的大幅下降。同样，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功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扩大投资需求，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工业生产回升，缓解就业压力，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依然达到9.6%和9.1%，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没有因外部冲击而发生大的波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回落，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主要是依靠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这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与其说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增大，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二、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和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在资源约束条件与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随之变动。虽然经济增长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响，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但从中长期趋势看，可实现的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潜在增长率进而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条件和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0/0，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期。但是，这个阶段出口高速增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在金融危机后难以重现。今后一个时期，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1、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本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二战以来的“黄金时期”，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6%。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从危机的剧烈动荡中复苏，但发达国家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需要持续数年。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增长潜力很可能明显下降。从中长期看，金融危机不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趋势，但全球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复苏过程将是一个缓慢曲折复杂的过程，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重现危机前持续快速增长态势，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2、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配额和关税大幅下调，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外部市场。金融危机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对市场的开放更加谨慎，加之中国外贸出口恢复较快，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并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美欧国家对我压力明显增大，贸易摩擦事件频率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加大。3、全球“再平衡”带来的调整压力。全球失衡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金融危机后，“美欧消费、东亚生产”的分工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变美国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增加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研究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和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等手段促进出口。面对全球“再平衡”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我国调整内外需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明显增大。（二）高储蓄率将可能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中国储蓄率达到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图2）。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一国一定时期储蓄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二是周期性经济波动因素；三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从发展趋势看，这几方面因素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图2：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储蓄率的变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1、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老龄人口比重越高，动用储蓄的人就越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从我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变化看（图3），1985-2008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55%下降到2008年的36.6%，下降了18.4个百分点，同期储蓄率呈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34%上升到2009年的51.4%，上升了17.4个百分点。显示了抚养比与储蓄率的逆向变化关系。图3：人口总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变化资料来源：WDI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09》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等方案，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6.96%增长到2010年的8.1%、2030年的15.7%以及2050年的22.7%。这与国内机构和学者的预测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表1）。但从2006年的实际抽样数据显示，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要比所有的预测发展都要快。由此可以判断，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老龄化程度也会比预测结果更高。根据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估计，“十二五”期末，人口抚养比例将比2010年提高1个百分点。被抚养人口中，儿童抚养比例下降1个百分点，老人抚养比例上升2个百分点。此后儿童比例将保持稳定，老龄人口比例将单边上升，人口抚养比例随后者上升。这意味着，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使储蓄率逐步下调。虽然未来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变化及其对储蓄率的影响要比理论分析更为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储蓄率将会受到人口结构和消费倾向变化的影响而逐步下降，相应地消费率将逐步上升。表1：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年份（年）2000200820102020203020500-14岁（%）22.8918.9518.4918.9916.1115.3815-64岁（%）70.1572.8072.2869.0067.4262.9665岁及以上（%）6.968.258.5912.0416.2323.0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田雪原、王金营、周广庆：《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2、周期性经济波动因素。研究表明，在经济繁荣和增长率上升时，居民部门在消费刚性作用下，储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企业部门则随景气上升、盈余增加而扩大投资，从而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上升。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情况则相反，全社会储蓄率将会向下调整。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1994-2001年经济下行期，总储蓄率由42.75%下降到38.5%；2002-2007经济上行期，总储蓄率从38.5%提高到51.2%，提高了约1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相对下降，将对储蓄率产生向下调整压力。3、体制和政策性因素的可能变动。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诸多因素中，人口结构和周期性因素决定了储蓄率变动的方向，但真正决定中国高储蓄率水平的还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资产配置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等。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中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的估算，2015年比2008年总储蓄率将下降5-7的百分点，其中人口结构因素导致1个百分点的下降，周期性因素导致2个百分点的下降，政策性因素导致2-4个百分点的下降。在2015年以后，储蓄率下行将进一步加快。（三）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变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都预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渐减少。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顶峰，届时中国人口为14.62亿人，而在此之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