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分期和演进历程

1唐诗的分期和演进历程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进入了黄金时代。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化史的骄傲，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也是中国古代遗产的瑰宝。唐代文学的繁荣是空前的，特别是诗歌，300年间，经久不衰。在当时，诗的数量之多是惊人的，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诗49403首，作者2873人，加上今人所辑的《全唐诗补编》，总数已经超过五万首。这个数字，实际上只占当时全部诗作的极少一部分，大量的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唐代那样，留下了那么多家喻户晓的诗人和诗篇。唐诗经受了漫长岁月的考验，保持它永久的艺术魅力。唐代三百年的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前人在把握特征，辨别流变的基础上对唐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期，迄今为止，仍然有着不同的意见。然而在诸多唐诗分期的说法中，发源于宋代严羽、定型于明代高棅的四唐分期说，仍然占据着唐诗研究的主流地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里，将唐诗分为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总叙》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羣玉辈，尚能黾勉气格，特迈时流，此晚唐变态2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1高棅将唐诗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不同的段落，对于各期当中代表性诗人的风格也进行了概括。他对于唐诗发展史的勾勒，确实有纲举目张之效。虽然在具体的年代和作家的安排方面也还有可议之处，但以划分的简明和讨论的方便起见，迄今还没有足以代替其说的新见。故而我们这里仍然采用四唐分期说以描述唐诗的发展演变进程。（一）初唐诗歌（武德元年至先天元年，618-712）初唐诗坛，是诗歌的准备时代。在最初的数十年中，首先是诗体的发展处于不断地传承和完善之中。近体诗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因为近体诗的影响，古体诗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近体诗的成立不能不对非近体诗即古体诗产生影响。无论接近近体的韵律，或相反故意回避它，都和以前的诗不同，因为不能不意识到韵律。正是由于同近体诗相对峙，古体诗的轮廓变得鲜明起来。近体诗是诗歌形式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2在唐诗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初唐的时间最长，是唐诗繁荣的准备阶段。这也表现出作为一代文学之盛的唐诗，其初期的发展过程也是缓慢和纡曲的。就诗人的表现而言，初唐诗歌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以王绩为代表的诗人，在唐代初期就扭转了齐梁余风，并在五言律诗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诗风以朴素代柔靡，以冲淡代秾艳，成为唐代第一位隐逸诗人。二是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诗人，其特点是才情富赡，字句妍丽，音调谐美，声情跌宕，发扬了南朝诗声律的优长，也沿袭了梁陈时绮丽的余习。三是以沈佺期和宋之问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研练声韵，经营偶对，在永明以后崇尚声律的过程中，起到了规范定律的作用。四是以陈子昂为代表的诗人，尚风骨，崇兴寄，以复古为宗尚，倡雅正之清音，振臂一呼，质文一变，他不仅引导诗歌回复汉魏风骨的传统，而且在抒情诗中融贯了较为深刻的政治内涵。张说、张九龄继之，遂摒弃六朝陈陋之习，揭开盛唐诗之序幕。此外还有上官仪，以及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和稍后于此而并称“吴中四士”的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包融，也在初唐诗坛上各领风骚。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至其发展的具体历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趋势，在各个层面影响着盛唐以后诗歌的演变。（二）盛唐诗歌（开元元年至永泰元年，713-765）1[明]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2参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3盛唐诗坛，主要集中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是一个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时代。大唐盛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富强，社会的安定，文化的高涨，连同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一起映现于千姿百态的诗歌园地里，将唐诗推向了最高峰。当时大诗人多至数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维以及稍后的杜甫为代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为，这三个诗人的诗，既是诗歌发展的自然产物，又是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他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想象力极富，就是这种抱负的表现。他又十分天真，写出来的诗有时像说梦话或发狂言，但读者感到他在说真心话，并不觉得可厌。天真自然和放荡不羁，是李白性格的特点，也是李白诗歌的特点。他放荡得像狂人，因为狂中有真，不同于疯狂的狂，而是失意诗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请。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道，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忆李白》诗，可作为李白诗的定论：“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参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有庾信与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可谓推崇备至。王维是禅宗南宗神会禅师的弟子，又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善于画山水，创南派水墨，世称文人画。3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所藏《雪溪图》相传是王维的真迹（图表一）。宋人苏轼说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4，是对他的诗与画的最形象的评价。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源于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归隐田园，绝意仕进，风神恬淡，寄兴高远，描写田园风物，往往体会入微。王维写隐居生活，源于陶渊明，但不及陶真实，因为陶渊明说穷是真穷，王维说贫穷就难以尽信。王维写山水风景，源于谢灵运，但要比谢高明，因为谢诗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维的自然浑成。王维诗兼有陶渊明和谢灵运之所长，成为唐诗的一位大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杜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比稷与契，希望以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且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同前）。这3有关王维在画史上的地位，可参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2页。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09页。4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向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忠君实际上就是爱国，所以他的诗处处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的，宏大抱负与穷困生活的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唐诗到了杜甫，产生了极大的转变。转变的标志有好几个方面：首先是时间标志，是发生在盛唐向中唐转化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王维与李白的诗歌数量锐减，而杜甫的重要作品大多是产生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其次是题材标志，杜甫把盛唐诗歌以“言志述怀”为主的宗旨换成了“感事写意”。他在安史变乱期间所写的编年史式的感讽时事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以时事入诗的诗史精神，这是诗歌功能的一大发展。杜甫不仅在感事述怀中频繁穿插对时政的意见，还写了一定数量以陈述意见为主的诗作，如《诸将五首》、《戏为六绝句》等，成为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先声。宋人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说：“子美集开新世界。”是非常确切的评价，因为中唐以下至宋元明清的全部诗学，几乎都在杜甫的光辉笼罩之下。也正因为如此，杜甫就得到了后人的崇高评价。李白、王维、杜甫三人具有三种性格特征，也代表着盛唐儒、释、道三种思想影响下的三种诗歌风格，用一个字加以描述的话，李白的诗是“喷”出来的，王维的诗是“流”出来的，杜甫的诗是“磨”出来的。盛唐诗坛最引人注目者除了李白、王维、杜甫三大诗人外，还有山水田园诗和边塞战争诗。山水田园诗的一大代表诗人王维已如上述，此外还有孟浩然和储光羲。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是《过故人庄》，山水诗的代表作是《宿建德江》，由于生活道路的不同，王孟二人的诗风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明人胡应麟评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非远，颇觉轻扬。”5我们将王孟二人之诗比较就可以发现，孟诗的着力处是一个“淡”字，王诗的着力处是一个“静”字。“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6储光羲则重在田园诗上着力，代表作是《田园杂兴八首》。储光羲长期隐居于山村，对田家生活有浓厚的兴趣，他经过精细的观察，着意运用五言古体，模拟陶渊明田园5[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6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5诗的古朴情调和风格，情趣闲适，气息沉厚，风格朴实。唐人殷璠评曰：“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7山水田园诗在盛唐繁盛，是诗人们对山水田园意义再发掘的结果，也标志着盛唐诗人在社会与自然、入世与出世之间体悟到一种平衡，从而在亲近山水和回归田园的过程中，寻求美好的生活方式，营造高雅的精神世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主要写边塞战争之事，他们的诗慷慨激昂，意气纵横，以豪壮著称，高诗豪壮中含悲壮，岑诗豪壮中显清丽。他们同为边塞诗人，但从军之时间和地点都颇不相同。岑参从军于关西与安西，是唐时的西域边境，其时战争连年不断，且唐军深入西域，扩张疆土，颇振声威，故岑诗往往表现边塞战争的波澜壮阔和西域风光的神奇壮美；高适从军于北部边境，其时朝廷选派边将，常用非其人，致使连年征战，士兵勤苦，故高诗多指斥将帅，同情士卒。然高岑二人，都用流转动荡的歌行体裁，表现边塞战争的动态过程，波澜浩瀚，声情顿挫，气势奔放，笔力雄健，体现了盛唐诗歌沉雄博厚的气概。高适、岑参而外，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王翰诸人之诗，或雄浑高昂，或大气磅礴，或慷慨悲凉，或瑰丽奇崛，也都呈现出独特的风貌。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山水诗人和边塞诗人，并非完全分为两大阵营，山水诗人也写边塞，边塞诗人也写山水。山水诗人的边塞诗，古质苍凉，浑脱沉转，如王维；边塞诗人的山水诗，语奇体峻，境阔气逸，如岑参。（三）中唐诗歌（大历元年至大和九年，766-835）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代由盛转衰，诗歌也由盛唐转入中唐，前期以韦应物、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雄踞于诗坛。韦应物与刘长卿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在山水诗的创作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都喜爱用五言的形式，表现清雅闲淡的境界。所不同的是，韦长于五古，刘长于五律；韦在闲淡中显朴素自在气象，刘在闲淡中寓凄凉寂寞之感。“大历十才子”之称，据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卢纶传》记载，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候审和李端。他们以盛唐王维为宗，寄情山水，歌咏自然，倾全力于五言诗偶对的工整和字句的琢炼。他们的成就表现在诗歌形式的再开拓与再创造方面，缺点则是有佳句而无佳篇。经典名篇如钱起有《省试湘灵鼓瑟》、韩翃的《寒食》、司空曙的《江村即事》、卢纶的《塞下曲》等。总体而言，大历前后的诗歌，是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高峰向以元白韩7[唐]殷璠：《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