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DOC 69页）

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下篇高技术产业及其开发区建设的若干问题第十三章科学园政策的理论基础近20年来，一股迅猛的科学园热潮席卷全世界。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不断地寻求解释科学园发展的各种理论。他们认为，对科学园政策理论基础的讨论是经验研究的前提。当然，并不是采用科学园政策的决策者在决策前都清楚地认识并应用了这些理论。因此，所谓科学园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指对发展科学园有用的理论，是“事后的”，有追溯效力的，认清这一点很重要。科学园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各种有关区域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可归纳为两大类：（1）强调从一个中心向外扩散（例如增长或创新的扩散）的理论；（2）强调地区创造性，而没有明显的空间传播过程的理论。第（1）类理论包括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这类理论中，厂商或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这类理论对区域发展的解释是建立在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运用这些理论制定政策的关键，是创造推动性工业或创新工业。第（2）类理论包括企业家能力理论、苗床（seedbed）理论和地区创造性理论。这类理论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或增加地区的“肥力”以使经济获得发展。第（2）类理论对区域发展的解释不必建立在地区间或部门间不平衡的基础之上。运用这些理论制定政策的关键，是强调培养人或创造地方环境而不是创造工业本身。以下分别对这两类理论加以阐述。第一节增长极理论与创新扩散理论增长极理论①是1950年由法国学者帕鲁（Perroux）提出的，它强调投资在推动性工业（极）中，通过与其有投入产出联系的工业而导致全面的工业增长。在帕鲁最初的陈述中，诱导的增长是在经济空间内发生的。后来，缪尔达尔（Myrdal，1957），赫尔希曼（Hir-schman，1958），保德威尔（Bouderville，1966）和其他学者的一些著作中，阐明了同类的观点，即推动性工业所诱导的增长发源于推动性工业所在的地理中心，这种地理中心称为增长中心。等级扩散理论强调工艺过程创新，这一点与增长极理论有所不同。而且，它不像增长极理论那样把经济增长看作在一个地区从中心向边缘传播的过程，而是把技术创新看作从大城市地区向中小城市地区涓流扩散的过程。还有一种非等级扩散理论。它认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发达的通讯技术使得创新扩散在空间上不成等级系统，即可能越级扩散。在以上三种扩散理论中，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理论是用以解释科学园发展的理论中最强的一支。科学园可以看成增长中心，它导致集聚经济的发展。研究与开发活动的高度集中与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待遇，吸引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纷至沓来。如果将科学园看作增长极，则投资的目标不是增长极理论所假设的推动性工业部门，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研究与开发设施。或者投资到那些与大学有联系的企业，以利于发挥研究性大学资源的优势。一般来说，增长极理论所预期的经济增长诱导类型有：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使原有公司的扩建和新公司的产生；通过地方化经济，在与推动性部门相同类型的部门中形成新的公司；通过居民的活动，间接地促进消费服务和零售贸易公司的扩建和新建。预期的诱导增长是大量地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的，建立推动性工业部门应使乘数效应最大化。与一般制造业形成的增长中心不同，科学园内企业间的大量联系和所诱导的增长主要不是建立在原料流，而是建立在信息流基础之上的。科学园所造成的服务和贸易的增长效果比一般制造业工业园区的增长效果要大，这是因为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工资比从事一般制造业的工资高些。科学园所造成的地方化经济，一方面是在产品生命周期早期阶段高度竞争中产生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共同利用有特殊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而产生的。还有一种更间接的增长诱导类型可能出现，即，科学园有助于加强大学和其它地方研究机构的研究生产力，因而引诱与大学有关的新公司在科学园发展。增长极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形成“扩散”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购买和投资的增加。形成“回波”效应的原因，是由于发达地区有效率的生产者通过竞争抑制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随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变化。支持建立科学园的学者认为，科学园的有效性在于其“扩散”效应压倒了“回波”效应。由于位于科学园（中心）的公司从周围不发达地区（边缘）购买原料、吸收剩余劳动力以及向边缘地区投资，增加了边缘地区的人均收入，从而通过消费乘数刺激边缘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科学园的投资应集中于乘数效应较大的和竞争优势较强的那些部门，如微电子、生物工程等。在没有贸易壁垒（在一国内通常没有）的情况下产生扩散效应。本地规划的科学园多倾向于建立本地区所有的中小规模的企业，以及对地方实业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企业，而不倾向于吸引那些大型多区位的公司新建的分厂，不愿意向这些非地方公司提供金融优惠政策，因为这些公司或分厂与本地的经济联系很少。然而，由于地区的金融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和基础结构往往不能满足建立科学园增长极的需要，往往只有国家政府和大型多区位公司联合才能规划和投资于新科学园。因此，很多学者对于科学园的扩散效应仍然表示怀疑，因为这类科学园有可能成为“飞地”，对本地经济影响不大。第二节企业家能力理论、苗床理论和地区创造性理论企业家能力理论、苗床理论和地区创造性理论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区位，例如加利福尼亚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奥斯汀的经济活力比其它区位经济活力强？它们具有哪些优势条件？是否能通过公共政策创造这些条件从而形成类似的具有经济活力的区位？美国学者安德逊（Anderson）1985年提出，创造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最初在高度竞争性的地区发展，这些地区有良好的内部和外部通讯网络。他认为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创造这些条件，包括创造科学园。地区的创造性也和城市的规模有关，因为较大城市能提供较多的服务和较大的集聚经济。企业家能力理论、苗床理论和地区创造性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1934年，熊彼特就提出“企业家是创造新的产品与服务结合体的关键。”对熊彼特理论的现代应用，则是把企业家密度和企业家网络的扩展程度与经济增长率联系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为科学园由于创造了环境，培育了新的公司，涌现出创新企业家，因此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科学园的发展分为机构阶段和企业家阶段。在机构阶段，园区吸引主要的研究设施，增加服务和支撑工业，集聚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开始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在企业家阶段，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个人名义或集体名义组建新的公司，这些公司通常位于同一地区内。企业家能力理论十分强调科学园发展的“企业家阶段”。增加企业家密度的政策重点在于向有潜力的创新者提供技术援助、地位、特殊培训以及启动资本，同时还强调改善整个文化和经济环境。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生命的早期阶段，要有大量的研究与开发公司和优秀的企业家。增加企业家密度的政策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一致的。苗床理论又称为孵化器（incubater）理论，它是关于在新生产部门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所需要的地理条件的假说。过去对这个假说的一种解释认为，大城市中心是雏型生产部门的最好的孵化器，因为这些部门需要多种多样的集聚经济，使它们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也能幸存下来。现在对苗床理论的最新解释提出，苗床本身的区位可能有周期性的变化，例如当前的苗床选择在阳光地带，实现“国土创新综合体”的功能。这两种说法都指出，苗床现象的动态特征是从原有公司中衍生出新的子公司。表面看来，苗床理论在纯描述方面相当合理，但是正如下面所分析的，它掩盖了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因此有人尖锐地指出：“苗床理论的症状是轻率地使用了生物学的隐喻”。科学园是以高技能的劳动力和大量研究与开发活动的集聚为特点的，按照苗床理论，科学园中包含为新生企业提供的孵化空间（创业中心），这些孵化器设施与成熟公司或新建分厂的永久性设施不同，美国亚特兰大先进技术开发中心和康涅狄格新港科学园就是这样的孵化设施。有孵化设施的科学园在欧洲更加普遍。它们一般提供3—5年固定期限的孵化场所，租金较低，应用建立孵化器的方法大大减少了新公司的破产率。在以色列的韦兹曼研究所、英国的帕拉塞技术园和瑞典的查尔摩斯园等有孵化设施的园区附近，又生出新的科学园区来。由此可见，科学园是创新企业家活动的苗床。然而，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地方企业家存在？地方条件是否能支持新公司的起步发展？某些地方的教训说明，往往利用公共政策不能解决新公司的起步问题，只有花费大量代价时才能这样做。这些地方最好吸引那些原有大型公司的分厂，至少在科学园初建阶段这样做，才能保证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园的开发特点可以说明这一点。60年代刚刚开发时，罗利-达勒姆的基础工业——制烟和棉纺织工业正在衰退，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地区外部的控制，那时完全没有地方风险资本，交通和通讯网络不发达，企业家成功的历史很短。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型成功公司分厂设置在这里，促进研究三角园很多大型设施的建设，使企业家有很大的成功机会。科学园的决策者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关键问题：成功的初建公司是否能产生足够的地方乘数效应来保证本地有长期支持它的财力？如果科学园内的公司与本地公司很少联系，而主要和该地区以外的公司相联系，那么，最好由高一级的政府来承担对这个科学园的管理。以上分别阐述了科学园政策的一些解释性理论。可以看出，一方面，所依赖的理论都有其弱点和不明确之处，另一方面，各种特殊的区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障碍的因素，使有效的理论很难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虽然讨论理论是研究经验的前提，但是这些理论不可能完满地解释复杂的实际问题。第十四章空间扩散理论与高技术园区的宏观区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经过了30多年的迅猛发展，在80年代进入了新的高涨阶段。这些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对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技术产业也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硅谷热”的兴起，人们已经从技术科学、规划学、经济学、地理学等方面对高技术园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章拟从高技术空间扩散的角度，探讨高技术园区的宏观区位。第一节技术创新、扩散与产业成长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观点如今已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最早从技术的角度研究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人是著名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他从技术创新（Innovation）的概念出发，合理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因而他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是主要流派之一。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包括（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是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重要部分（还包括制度创新）。熊彼特根据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具有非连续的变化与移动的特点，而这种变动正是由于创新引起的。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贷和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大，引起经济高涨，而当创新已经被较多企业采用，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这种需求便减少，于是产业收缩。但创新不会停止，均衡会被新的创新不断打破，于是经济增长。创新推动产业走向繁荣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三个步骤：（1）为了谋取额外利益，企业纷纷进行创新；（2）其它企业为了分享这种利益而开始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模仿；（3）那些采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了生存而进行适应性模仿（即进一步的推广）。后两者即是技术创新的扩散。继熊氏之后，莫尔顿·卡曼和南赛·施瓦茨等从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三个决定变量对技术创新和扩散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技术创新经济学。另一个研究技术创新、扩散与产业发展的学说是哈佛经济学教授维龙（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维龙根据I·克拉维斯的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gap）理论和新技术产品在美国与欧洲间产销的变化，将新技术产品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图14-1）：第一阶段为“新产品”阶段（t0—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