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朝建行省、抗战时期）回顾贵阳的发展史，是一部鲜活的移民史。多次而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形式，带来了自然科学，甚至融进了新的外来语言……给贵阳这座西南之城不断带来新的冲击和碰撞，而多次大量的移民，也使贵阳人的血液中多了宽厚与包容的因子，使得这座城市能很快的将这些外来的东西吸收并创新，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前进。贵阳地区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唐宋时期由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城邑，当时的城邑极为简陋狭小，“城内街道、初本狭窄，车舆辐辏、肩摩踵接”。其时，贵阳虽为黔中首邑，军事用地，但交通阻滞，物品运输极为困难，因此产业不甚发达，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居民多以农业为生，商贾大多是湘、赣、川等外省人，且本地人资本较微，难以与外商竞争。明朝中后期，由于驿道渐开，统治者实现屯田垦荒，改革工匠服役制度，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也逐渐兴起，据《贵州图经新志》（弘治）记载，在元代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就有江西商人彭如玉到贵阳。到了明代，贵阳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明朝隆庆二年(1568)，迁程番府于贵阳，取名贵阳府，贵阳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贵阳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坊市，据《贵州通志》（嘉靖）记载，贵阳内外著名的坊市有12处，治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风宪坊市，治城东门内有小十字街市，治城南门内有南市，治城北门有北市，治城北门外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凤鸣桥市、洪边巷口市，治城南门外有马荣街市。在贵阳城外近郊的几个较大集镇有集场贸易，有固定的集场时间和地点，设有场主进行管理，负责解决纠纷。交易的方法有物易物和银钱购买，以前者为主，交易的对象，卖者主要是附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买者多为城内住户、官吏、驻兵家属等。这表明贵阳城市功能已经从单纯的防御作用向防御作用、贸易作用转换。清朝时期，清政府在贵阳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中原及邻省人员迁入，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一定发展，推动商业的发展。贵阳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制造火柴、皮革、服装，后省府举办兵工、抄纸、造币、白药等厂及电气局，其中小资本经营最多，推行最广的是土机织布。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地区外国商品涌入，贵阳商业市场发生变化，烙上了半殖民性质的印记，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整体上贵阳商业仍未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清代贵阳商业特点：一是形成72行商业格局，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街成为兴旺的商业区。出现制革业、糖果海味业、火柴业、照相业、修理钟表业等新兴行业，1888年，创办同济堂中药店。清朝时期的贵阳城已有街巷123条，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通往东西南北的“万家灯火”之城。二是五方杂处，外省人结帮经商，会馆接踵而立。从事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大增，城中行会林立，会馆众多，各地客商云集，集市贸易迅速扩展，坊市不断增多。三是洋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出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纱、洋布、洋油、洋火等商品已有一定市场，贵阳成为贵州省最大的洋货市场。1911年10月，盐商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开业，成为贵州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四是同行业汇聚经营，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产生。如轿夫巷、鲜鱼巷、粑粑巷、皮匠湾、铁匠街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五是商业经济性组织出现。清代以前，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形成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极为缓慢。民国时期，地方民族工业逐渐兴起，贵阳轻工业有了初步发展。至民国25年（1936年），全市已有造纸、印刷、玻璃等小型工厂和六七百家手工业作坊及家庭作坊。但由于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形成的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缓慢。抗日战争前，贵阳属于农业社会，地方交通不便，保守性特别强，是一个典型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既没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也缺乏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就仅有的工业而言，也仅集中在印刷、染织、火柴、制革业。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工业是根本没有。曾出现过挖掘煤炭的事业，但也只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而采用土法进行的小规模开采。商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商业资本不足、交通运输落后和社会购买力地下，发展也极为有限。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埠厂商内迁，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加上贵阳地区资源比较丰富，许多轻工业应运而生，机械、化工、卷烟等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贵阳轻工业发展的兴盛时期。1938至1939年迁入贵阳的厂商达101家。此后贵阳新兴工厂不断出现，1941年注册7家，1943年达25家，1944年注册67家，工人总数由战前的536人发展到3500余人，资本总额由战前的13.5万元增长到5735.6万元。贵阳近代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速度、数量和资本总额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主要工业门类的系统化上，战时增加了卷烟、电力、橡胶、水泥、电器等，形成以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为龙头的多门类的生产经营。1933年贵阳出现第一家机械工业，到1943年就已达16家，总资本额330万元；1936年前贵阳五卷烟厂，1943年先后开办了金筑烟厂等3家机制卷烟厂，到1945年卷烟厂达65家之多，年产3200箱。随工厂数量、门类的增加和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技术管理人才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1940年该公司有高级管理人才、专门技术人才和职员627人，技术工人1191人，到1944年增加到1084人和1676日。可见贵阳近代工业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经济近代化。随工业交通的发展，人口增加，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业也得到跨越式发展，出现空前繁荣。贵阳工商业1937年仅为1420户，资本总额180万元；1943年急剧增加到4239户，资本总额增至10600万元；1945年又增至5422户，资本总额21000万元。民国28年(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商业地段墙毁屋摧，但几年后迅速恢复繁华。据《贵阳市工商业调查记录》记载，民国32年（1943年）贵阳商业中，以旅馆业最多，达415家，茶楼酒肆次之，有219家。但战后随厂商离去，工人返乡，人口骤减，销售市场萎缩，洋货充斥市场，加上国民政府腐败统治、赋税繁重、物价飞涨，地方民族工业特别是大多数轻工业收到严重冲击纷纷倒闭，贵阳轻工业经济发展萎缩。1947年，电池业由原来8家仅存2家；陶瓷业减少一半；日用化学工业由29家降至11家；日用玻璃业产量由1946年的60吨下降到1949年的28吨；皮革户减少19%。到解放前，贵阳商业户数由1949年初的5213户下降到10月的3952户。而且贵阳市轻工业多为手工、半手工操作作坊，工艺简单，产量极低，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单一，处于零星分散的衰败状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西移，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贵阳，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极大提高了贵阳城市的行政地位。又因战时贵阳城市经济、交通、教育文化的发展，促进贵阳城市经济功能的空前增强，使贵阳发展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道路交通建设：抗战爆发前，贵阳街道只有中华路、省府路、中山路、黔灵路、环城马路等几条主要干线，约60管理。抗战爆发特别是贵阳设市后,根据《国民政府都市计划法》拟定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进行道路建设、拓宽工程。从1941-1945年完成道路拆修36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和城市街道的兴修，贵阳市城区交通得到发展，到1944年1月，贵阳各种车辆总计2583辆，其中汽车64辆，马车510辆，人力车1627辆，自行车306辆。公用事业起步：城市公用事业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的大量人力、物力的内迁，成为贵阳市公用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动力。供水方面，1941年，贵阳市政府设水道工程处，负责给水工程建设，至1943年，建立配水站3处，延伸瓦质水管1800米，初步建成城内低区配水系统。供电方面，1938年，贵阳市发电量为150千瓦，日发电量785度，用电户数73户。至1945年发电量为1045千瓦，日均发电量12960度，用户3300户。通讯信息方面，贵阳邮局从1936年的2处增加到1943年的13处。1935年，贵阳出现长途电话。抗战期间，贵阳市装配了载波电报机、无线电话机等先进通讯装置。到1945年，贵阳至邻省的直达话路达10路，省内谈话达52县。城市绿化方面，1941年兴建河滨公园，1942-1946年，先后修筑5处广场。抗战期间城市建设的发展，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贵阳城市近代化发展。贵阳地处西南边陲，其文化与中原地区通都大邑比较，由于地理位置、社会需要、民族构成、表现形式、发展历程不同，从而自有其独特之处。贵阳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次移民不仅给贵阳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居民和技术、资金，也带来了各地文化，五方杂处成为贵阳显著特点。各个民族长期的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贵阳文化。贵阳文化的多元性在语言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汉语自明代以来广泛通行，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至今仍然通行少数民族语言。从历史上来看，贵阳地区人口曾经以少数民族为主。以布依族和苗族最多，少数民族居住地分散，居住环境各异，加上崇山峻岭的阻隔，彼此之间长期失去联系，各部分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各少数民族的起源、迁徙的历史都无从在纸面上寻找，而是以民间传说、歌谣的形式，通过口头的传承延续下来。明代以后，汉族开始大批移入，贵州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语言环境也随之改变，汉语逐渐成为省内许多民族间交往的语言。贵阳方言属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川黔方言。川黔方言的一致性很高，贵阳方言总的说来与贵州省境内川黔方言各小片的差别不大，与省境之外其他川黔方言点如重庆、成都等地的方言也很接近。贵阳方言一般指贵阳城区的方言。由于贵阳城区近几年发展很快，人口迅速增加，贵阳方言在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贵阳人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真正操纯粹老贵阳方言的人在贵阳总人口中已经属于少数，而操新贵阳方言的在年轻人中是大多数。明朝在贵阳设立提学道和单独开科后，贵阳文化教育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全省文化教育中心。明朝贵阳文化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王阳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宦官陷害，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境内）驿丞。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正德四年(1509年)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他在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要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得。从知(本然之知)到行(致的功夫)再到知(自觉之知)，构成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框架和结构。清朝时，贵阳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官学、书院增多，科举扩大。晚清时，近代文化传入贵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出现新的变化，政府下令设立中学堂和小学堂，贵阳新式学堂有官立、私立、公立、客籍、教会等设立的学堂60余所。同时还出现电报、电话和邮政，产生报纸、杂志，办起了官书局和文通书局。还在戊戌变法前两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工部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所谓“一经五纬”，就是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科学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和派遣游历者（留学和出国考察）为“纬”。他的主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明，主张从教育入手引进“西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选拔高材生四十名入学，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地理、英文等课程，其讲求“经世致用”的经世学堂，与湖南的时务学堂同年，在全世界人民处于领先地位。严修主张破格求才，录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算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开启一代新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阳掀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贵阳的小学堂及中学堂纷纷开设了算术、格致（后改为自然）、物理、化学、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贵州大学堂后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