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中于连形象分析

摘要：《红与黑》是19世纪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为背景，以平民知识分子于连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他的个人奋斗历程和悲剧命运。在于连身上充满着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让于连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更耐人寻味。于连讨厌不学无术、腐朽堕落的贵族社会，却又羡慕他们优越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并千方百计要挤进去。为了实现自己跻身上流社会的梦想，于连甚至牺牲自己圣洁的爱情。本文主要从于连言行上的矛盾以及处理“心坎里的爱情”和“头脑里的爱情”的矛盾和他的社会意义来探讨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关键词：《红与黑》；于连；形象；爱情引言小说原取名《于连》，出版时改为更具象征意义的《红与黑》，这本身就是一组矛盾。一般认为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从整体构思上看，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作者旨在“细心的描绘”“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风气”①。可以说，“红”象征着拿破仑时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血，和丰功伟绩；“黑”意味着复辟时期的王朝和教会的黑暗统治。第二，从于连的生活道路来看。实际上于连一生走过了“之”字形的道路：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贫民青年，他曾想过通过“红”走上社会；但是正如法国作家阿拉贡所说，在复辟时期，贫民子弟三十而立功于战场，跃升将军的梦想已无法实现。而同时于连又目睹了圣职人员的荣耀，萌发了披上道袍跻身上层社会的念头，并身体力行地为之奋斗。但于连的本质是纯真、善良的，所以他没有一直堕落下去，而是在经过了风雨之后，悬崖勒马，回到了最初的“红”上来。如果说，于连最初“红”的理想还带有青年人的浪漫色彩的话，那么在他短暂人生的最后时刻对“红”的认识有了升华。第三，也可以从小说的“预言性”场景来看。于连到德·雷纳尔家当家庭教师前在教堂里看到了溅在地上圣水的颜色，以及后来在他之前坐过的地方枪杀夫人；小姐在每年4月30日披黑；于连在监狱里关于猎人的黑靴子踢翻蚂蚁窝是发出的“火光”思考等，都带有“红”与“黑”的描写，并富于寓意和哲理。①一、于连的伪善性格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在这风云变幻的200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小说不仅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和遭遇反应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普遍命运。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替过程，出生农民的知识分子于连希望凭着个人的奋斗跻身社会上流位置。他没有封建阶级与生俱来的高贵地位，也没有大资产阶级的丰富财产，有的只是出生农民的低微身份，备受侮辱和歧视产生出的强烈自尊心。作为一个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王政复辟时期，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中小资产阶级“才智之士”的代表。这类人大都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早在心目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合理依据。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与毅力上大大优于在堕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他们是矛盾的结合体，既有他们这个阶级同贵族的矛盾，也有他们不甘于现状，试图挤入这个让他们憎恨的上层社会的矛盾。而且上天赋予出生平民的于连过人的天资，他聪敏好学，记忆力超凡。在启蒙思想家自由平等的观念影响下，他幻想走入拿破仑那条红色的道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建功立业。可是复辟的现实使平民可以靠能力才干实现生命显赫的拿破仑时代消失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色的道路，即通过成为大教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由于受到野心的驱使，于连不得不生活在一连串的矛盾当中。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要装出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将整个拉丁文的《圣经》和《教皇论》熟读成诵；明明憎恨贵族的特权，却不能不用包藏着“痛苦的野心”去料理侯爵的事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反动贵族的秘密会议送情报……然而这一切的努力仍不能填平等级的鸿沟。在那帮贵人的眼里，于连至多是个服务得很好的仆人罢了。贵族社会按人的身份等级划分得极为周全的礼貌、谈吐中冷漠轻蔑的表情、餐桌上的末席地位……种种无形的刺激只能加深于连的痛苦和嫉恨。他在那个“腐朽的上流社会”里，成为唯一能以冷静、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人。他鄙视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痛恨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作“人间地狱”，在内心诅咒瓦勒诺之流的“社会蠢贼”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不过，于连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受屈辱的感情出发，他对统治阶级的特权表示愤慨时，并非不想和他们分享特权的一部分；他在指责官场的同时也在试图挤入官场，并效仿他们的行径；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的想法是“我当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当他为父亲谋求官职而损害一个正直人的利益时，他想“这还不算什么，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得做出许多不公道的事来。”这样一来，于连实际上肯定了许多自己以前否定过的东西，追求自己所诅咒的对象，他自身的行动与他对社会尖锐的指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自己也成为被自己讽刺的对象。但是于连毕竟来自受排挤的阶层，他的才智受到某些人的赏识，却招来更多人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给于连的成功设置阻碍，终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迫使他在绝望中公开与统治阶级决裂。他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我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他尖锐地指出统治者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对待他，只是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但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这种与社会对立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自我”的观念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幸福、个人价值、个人意志、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总之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意识冲击着封建时代的一切道德观念。这既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又包含着封建时代的一切道德观念。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既唤醒了个人的能动性，释放了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处于对抗状态。因而个人的孤独感，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个人与社会对立和抗争……便成了这一时代最有特征意义的现象。二、于连的爱情于连不是完人。他的感情不是纯洁无暇，他的行动和思想充满矛盾。但正因为如此才是一个真实。这个人物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种种新观念的代表，他的对立面是腐朽落后的复辟势力。他以贫民阶层的平等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他对自己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并认为有权让自己的社会地位配得上自己的价值。他只承认自我，只考虑自我，既不顾及传统也不考虑道德。他的两次爱情是很好的证明，他只对自己负责。或者说他心中只有一种道德，肯定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于连之所以比一般人给人更强烈的印象，显然不是道德力量一起的美感，而在于他是一种信念和力量的化身。特别是周围充斥着“世纪病”患者的一片呻吟，而这个形象就显得格外突出。也正是这种突出的形象，于连才能获得两位贵族女人的青睐。《红与黑》中所描绘的于连的两场爱情是当时法国“十分沉闷而又充满猜疑”的社会生活中的两种新型爱情：“一种是脑袋里的爱情，一种是心坎里的爱情”。这两种爱情都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专制统治在上流社会内部所造成的心理状态。出身于平民阶级的青年于连，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生活状况，决心与上流社会进行一番搏斗。早年的启蒙主义思潮和拿破仑的英雄业绩鼓舞着他，铸成了一股顽强拼搏的意志力。而赢得贵族夫人和小姐的爱情，则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捷径。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代，这也几乎是于连唯一可能的飞黄腾达之路。当德·瑞那尔夫人自自然然地爱上于连时，他的阶级意识使他十分警觉。自卑感使他同夫人保持着距离。但是，平民阶级的自尊心，尤其是于连要打进上流社会的个人野心，又驱使他去接近这位夫人。他把通过德·瑞那尔夫人打进上流社会，看作自己的一种“责任”，把赢得夫人的爱情看作对统治阶级的“战斗”。如果说，于连上述这种心理活动是属于“头脑里的爱情”的话，那么，当于连在卧室里看见“这么美艳的夫人”，便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头脑里的种种计划，也忘记了装假做作，“回到他本来的面目”。热烈的真情，使他“两眼充满了眼泪”。双方的爱情经过身心的交融，于连“一无所思，一无所欲”，思想感情处于甜蜜幸福的境界。这时候，于连的爱情已从头脑里沉浸到心坎里去了。但是，于连的阶级意识，向上爬的野心，做人应有的尊严，即他所谓的“责任”，很快地又攫住他，提醒他，教他从那种全身心的爱情中拔出脚来。于连经过一番内心的自我反省，第二天便对德·瑞那尔夫人表示出英雄气概，不肯正眼看她，以至于使德·瑞那尔夫人怀疑于连不爱她了。其实，“他所有的时间都在思量她的迷人的地方。”头脑里的思想观念终于抵不住内心涌出的热烈爱情。在于连和德·瑞那尔夫人的亲密交往中，“一种愚蠢的观念，觉得出身微贱，譬如自生自灭的可怜虫，会被人家看成是一个低劣的情人，这观念到现在完全消失了。”于是，“于连恢复了他那个年纪的全部热情，他疯狂般地堕入爱情里。”这就是说，头脑里的爱情又回到心坎里的爱情了。②当然，阶级地位的不同和社会风气的冷酷，绝不许可于连和德·瑞那尔夫人的爱情永远保持下去。于连的处境还是要驱使他走自己的路。司汤达认为：保护自己的本能是从昆虫到英雄共有的一条法则。于连为了保护自己，日后能混出个样子来，他随时准备离开德。瑞那夫人。他的个人野心和英雄幻想，使他把“心坎时的爱”深深地埋藏起来，而用“头脑里的爱”去为自己的事业开路。于连到巴黎后与德·拉木尔小姐的恋爱便是这样的。对于德·拉木尔小姐，于连没有爱，而是刻意地、强制性地在脑海告诉自己要爱德·拉木尔小姐罢了。三、于连形象的社会意义于连曾经天真的以为凭借自己的才能能平步青云。他是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出生平民，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代表。他的虚伪是建基于对社会阶级的矛盾的反抗。如果他处于拿破仑时期的话，他肯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勤奋拼搏青云直上，改变自己的地位。然而他处于复辟这样一个扼杀有识之士的时代，他注定成为一个叛逆平民而受到泯灭的悲惨角色。强大的贵族资产阶级不允许一个出身低微的青年进入他们的圈子，这正是残酷的阶级矛盾造成的。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于连的孤身奋战，企求用个人的力量改变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这等同与飞蛾扑火，结局只能是自取灭亡。个人英雄主义固然不可取，然而他在以平民身份的不朽抗争却有着先进的时代意义。高尔基说：“资产阶级社会砍掉了于连·索雷尔的脑袋，但是这个爱好虚荣的青年人在欧洲和俄国最伟大作家的许多作品中——在布尔维—李顿和阿勒佛莱德·缪塞、巴尔扎克和莱蒙托夫、显克维支、保尔·蒲尔哲等人的长篇小说里——以别的名字复活了。他甚至也在俄国的斯列普佐夫、波米亚洛夫斯基、库谢夫斯基等未得到充分评价的作家的粗略而真实的素描中得到了再生。”而美国当代评论家A·K·羌达在他的一篇长达二万多字的《外省来的年轻人》的论文中，为于连在世界文学中找到了一系列的同宗兄弟，被羌达归入这一类的就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幻灭》、《交际花盛衰记》中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莫泊桑的《俊友》中的杜洛阿；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的雷德利克·莫罗；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的匹普；萨克雷的《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的嘉莉妹妹和《美国的悲剧》中的克莱特；以及詹姆斯的《卡萨玛公主》，特洛洛普的《费尼斯·芬》，亚维拉罕·卡恩的《戴维·列文司机的发迹》等作品中的主人公。③无论是高尔基还是羌达，他们的论述都告诉我们关于于连形象的另一个问题，即：于连的形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有着典型的意义，代表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上许多同宗兄弟的特点。于连的同类形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