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监狱的来信

亲爱的牧师同工们我在伯明翰市的监狱里阅读了你们最近的声明，该声明把我们当前的活动称为“不明智且不合时宜的”。我鲜少停下来去回应那些对我工作和信念的批评。如果我回应办公桌上的所有批评的信件，那么我的秘书们除了回信将没有时间做其他事，而我也没时间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我感觉到你们是有正直品质的人，你们的批评也是真心提出的，因此我会尽力耐心和详细地回答你们的问题。既然你们已受到“外界纷纷介入”一说的影响，我认为应当阐明自己在伯明翰的原因。作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席，我深感荣幸。该组织总部设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活动范围遍布南方各州。在南方该组织大约有85个附属机构，其中一个就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我们时常与这些组织共享人力、教育和财政资源。几个月前，在伯明翰的组织询问我们，如果认为必要，是否应立即执行非暴力直接运动的计划。我们很赞同，表示等时机一到，就依计行事。我和几名助手是应邀来到伯明翰的，我来这儿是因为有一些组织上的关系在这里。我来伯明翰更主要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正如八世纪的先知们离开他们的小村落，把“上帝是这么说的”一话传到远离他们故乡的地方，正如使徒保罗离开他在塔尔苏斯的小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希腊-罗马世界的几乎每一个村庄和城市里，我也被迫把自由的福音带到我自己故乡以外的地方。和保罗一样，我必须回应从马其顿发出请求帮助的呼唤。此外，我了解所有团体与各个州的关系。我不能无所事事地待在亚特兰大，也无法不担心在伯明翰发生的事。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胁。我们被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关系网里，被披上了命运的外衣。如果任何的不公正对某个地方的公正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其他地方的公正有间接影响。我们不能再接受类似“外来煽动者”的狭隘观念。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外人。你们对在伯明翰举行示威活动感到痛心。而我也很遗憾，你们的信件竟没有对引起示威的客观情况表示同样的关注。我相信你们没人愿意跟在肤浅的社会分析家身后，只看后果而不去设法解决其根源。示威游行发生在伯明翰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该市的白人政权逼得黑人居民走投无路，别无选择。任何非暴力斗争都包括四个步骤：（1）收集情况以判断是否存在不公正；（2）谈判；（3）自我净化；（4）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我们已经经历了所有这些步骤。无庸质疑的是，种族不平等笼罩着该市的黑人社区。伯明翰可能是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该市警察暴行的丑恶记录众所周知。黑人在法庭遭受极其不公平的待遇。比起我国的其他城市，这里有更多尚未解决的黑人住宅和教堂的爆炸案。这些都是确凿而残酷的事实。在这样的基础上，黑人领袖试图与该市的领导者谈判，但总是遭到后者的拒绝。去年九月，我们与伯明翰经济组织的领导们进行了一次谈判。其间，这些人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比如摘掉店门口带有歧视性的牌子等。于是弗雷德教士和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的领袖同意停止所有的游行示威。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小部分的告示牌拿走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而其他的则一直原封不动地挂着。经过这么多的痛苦，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失望的阴影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准备进行直接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媒介，让国内和国际上有良心的人来关注我们的遭遇。想到可能出现的困难，我们决定进行自我净化。我们展开了一系列有关非暴力的讨论，并且时常问自己：“你能接受被殴打而坚持不还手吗？”“你能忍受坐牢的痛苦吗？”我们决定在复活节期间进行直接行动，因为除了圣诞节，这是一年中主要的购物时间。由于直接行动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缩减，我们认为这是改变自身情况而向商人们施压的最好时机。很快三月份将迎来伯明翰市长选举，于是我们马上决定把行动推迟至选举之后。当看到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牛”˙尤金˙康纳为下一轮的选举拉到了足够的选票，我们决定再次把行动时间推至投票结束。这样才不会让示威行动把问题复杂化。和其他人一样，我们期望看到康纳先生选举失利，因此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行动。为了改变黑人的状况，我们感到直接行动计划不能在延期。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直接行动？为什么要采取静坐、游行或其他手段？难道谈判不是更好的方式吗？”你们要求谈判的想法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也是直接行动的最终目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想方设法制造这种紧张局势，使得这个总是拒绝谈判的国家正视我们的要求。直接行动试图扩大影响，让人们不再忽视我们的要求。制造紧张局势是非暴力行动工作者的工作之一，也许有点骇人听闻。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并不害怕“紧张局势”这个词。我坚决反对充满暴力的紧张局势，然而一种积极的非暴力的紧张局势却是进步的必需。如同苏格拉底认为的那样，培养思想中的冲突是必要的，这样人们才能从迷茫和虚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能够主动分析和客观评价的自由国度中。我们要了解非暴力行动的倡议者在社会上制造紧张局势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们从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深渊中爬出来，来到相互理解和兄弟情谊的庄严的高山上。我们的直接行动计划就是为了造成局势的紧张，从而打开谈判之门。在此我十分赞同你们提出谈判的意见。相对于对话，我们挚爱的南方已经陷在自言自语的泥沼中太久了。你们信中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我和我的组织在伯明翰发起的行动是不合时宜的。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不给新的政府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替你们解决问题呢？”对这个问题我唯一能回答的是，在新的伯明翰政府有所作为之前，它和前一届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刺激。如果认为鲍特威尔先生当选市长会给伯明翰带来黄金时代，那我们将大错特错。尽管鲍特威尔先生比康纳先生更显温文尔雅，但他们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都致力于维持现状。我希望鲍特威尔先生可以清醒地意识到反对废除种族隔离是徒劳的。但假如没有来自公民权支持者的压力，或许他就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无法在缺乏合法与非暴力压力的条件下获得公民权。令人惋惜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特权阶层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手中的特权。普通人也许看到道德之光便会主动屏弃他们不公正的态度。可是，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说，特权阶层比一般人更无耻。痛苦的经验使我们懂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自动送上门；自由必须由被压迫者去争取。坦白说，我从未参加过根据某些人的时间表是“恰当时机”的直接抗争运动，那些人根本没受过种族隔离之苦。多年来，我一直听到“等待”这个词，每个黑人的耳朵都听腻了。“等待”几乎就是“永不行动”的同义词。我们的一位杰出律师说得很对：“公正被延误太久，就是公正被否定。”对宪法和上帝赐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已经等待了340多年。亚洲和非洲国家正以喷射机的速度冲向政治独立的目标，而我们却仍在以老牛拖破车的步速去争取在便餐柜台喝上一杯咖啡。也许对那些没受过种族隔离痛苦的人来说，“等待”很容易。但是当你看到你的父母被无缘无故的刑罚惩处，还有你的兄弟姐妹被人因一时兴起而淹死；当你看到那些充满恨意的警察辱骂踢打甚至杀害你的黑人亲人时；当你看到将近两千万的黑人同胞虽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却窒息在密封的贫穷的箱子里时；当你得结结巴巴地和你六岁的女儿解释为何她不能到电视广告上的公共娱乐园玩耍，看到当她被告知黑人儿童不能进入游乐场而泪盈于睫，看到低人一等那不祥的乌云开始布满她年幼的心灵，以及看到她不知不觉对白人产生憎恨而人格开始变得扭曲时；当你不得不为你五岁儿子的问题“爸爸，为什么白人对我们黑人这么坏？”编造谎言时；当你驾车跨县，发现你只能在狭小的车厢里过夜，是因为没有汽车旅馆接受你时；当你日复一日被标有“白人”和“黑人”的牌子伤害时；当你的第一个名变成“黑鬼”，中间的名变成“小子”（不管你有多老），以及你最后的姓变成“约翰”，而且你的妻子和母亲永远得不到“夫人”这个尊称时；当你为自己是黑人日夜受煎熬，处于一个总是踮着脚的姿势，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以及被内心的恐惧和外在的怨恨烦扰时；当你永远为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奋斗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等待对于我们是如此之难。我们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我们不想再沉浸于绝望的深渊里。先生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我们这种合理的无法忍受的焦躁。你们对我们意欲违反法律表示极大的忧虑。这当然是合理的关注。既然我们如此奋力地催促人们服从最高法院1954年关于在公立学校取缔种族隔离的决定，那么发现我们有意识地去违反法律便会感觉很荒谬。有人或许要问：“你们怎么能既提倡违反某些法律，又提倡遵守另一些法律呢？”这里可以用存在着两种法律的事实来回答：既有公正的法律，又有不公正的法律。我愿第一个为遵守公正的法律大声疾呼。一个人不仅有法律上，更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遵守公正的法律。反过来说，一个人有道义上的责任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我赞成圣奥古斯丁的话：“一个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那么公正与不公正的法律二者有何区别呢？人们怎样去判断一个法律是否公正呢？一个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符合道德法则和上帝法则的法规。一个不公正的法律则是与道德法则不一致的模式。用圣托马斯˙阿奎那斯的话来说，一个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并非植根于永恒和自然的人类法则。任何尊重人格的法律都是公正的，任何贬低人格的都是不公正的。一切种族隔离法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损害人格。它给予实行隔离者以虚假的优越感，给予被隔离者以错误的自卑感。借杰出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的说法，隔离用“我-它”关系取代“我-你”关系，把人降低到物的地位。因而种族隔离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学意义上是荒谬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和有罪的。保罗˙蒂利希曾说过：罪恶即是分离。难道种族隔离不是人类悲惨分离的存在主义的表现，不是人类极度的疏远和可怕的罪孽的表现吗？因此我号召人们遵守最高法院1954年的决定，因为它在道义上是正确的；我号召人们拒绝遵守隔离法，因为这些法令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让我们对公正与不公正的法律举个更具体的例子。不公正的法律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遵守，却对他们自身没有约束力。这是区别对待的有特权的法律。同样，一个公正的法律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遵守，同时自己也遵守的法令。这是真正人人平等的法律。请允许我作另一种解释。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强加于少数人的法规。这些少数人不参与该法规的制定或创立，因为他们没有投票的权利。有谁能说颁布种族隔离法令的亚拉巴马州立法机关是民主产生的呢？整个亚拉巴马州用尽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止黑人成为正式选民。在一些县里黑人虽占人口大多数，但却没有一个黑人登记参加投票。难道这样一个州确立的任何一项法律能被看作是民主制定的吗？有时一个法律表面上是公正的，在实行过程中又是不公正的。比如，我曾因为游行未得到许可而被捕。然而，几乎没有哪项法令要求游行需要有许可证。可是当为了要保留种族隔离制度和剥夺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及示威的权利时，这样的法令竟出现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下面的话的意思。我并非像极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那样支持逃避和对抗法律，那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要打破不公正的法律，必须是采取合法手段，而且要有接受处罚的准备。我认为一个人去违抗法律是因为他意识到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还要有坐牢的心理准备，以此来唤起民众的关注，这才是对法律最高的尊重。当然，这种形式的公民反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拒绝服从尼布甲尼撒的命令，有力的证明了在普通人中实施较高道德水准的法律是冒险的行为。早期的基督徒已经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宁愿以身饲虎以及遭受消除障碍时的极大痛苦，也不愿屈从于罗马帝国不公正的法律。学术自由今天成为现实是因为苏格拉底实行了全民对抗.在我们的国家里，波士顿倾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全民对抗。我们决不能忘记，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干的每一个勾当都是“合法的”，而匈牙利自由战士在匈牙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非法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帮助和安慰一个犹太人是“非法的”。但我相信，倘若当时我在德国，我一定会去帮助、安慰我的犹太弟兄们。倘若我今天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某些基督教信仰所珍视的原则遭到践踏，我一定会公开提倡拒绝遵守这种反宗教的法律。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弟兄们，我必须向你们供认两个事实。首先，在过去几年里，我已经对白人的温和派深深失望了，我几乎可以得出令人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