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纳粹极权主义与共产主义特征

胡适：納粹極權主義與共產主義特征作者：胡适【本文节选自TheConflictofIdeologies，是胡适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罗斯福总统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长的力量，驳斥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已没落的毁谤。伊司曼是列举极权主义所有而民主主义所无的各种野蛮特点，显示出这种基本斗争的尖锐化。这样清楚的列举出这些持点，是一种可贵的方法，以应付反民主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在本文的后半部，我将把民主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冲突，归纳为几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学上的冲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与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把已成滥调的口号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的权利”等）撇开不谈，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独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党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党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的。在这个国家里，不许罢工，不许劳工抗议，唯一可能的消极抗议，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规定人民应行接受的“路线”永远是由党、国或领袖来决定。而这三方面又制定为三位一体，名异实同。任何人不准违反党纲或政策。极权主义者说：“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国家、民族才谈得到自由。”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他们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的邻人也宣称，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各方面过分企图划一与排除异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标出根本的差别来。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这种不从国教的精神，也和其它各种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是。根木的问题是，我人企图获得机会，自由发展与表达其自己的感觉、思想与信仰，于是成了一种争取我行我素的权利的争斗。所谓我行我素的权利，是指一种不必墨守成规，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轨范而行动的权利。民主制度，于是在宗教信仰、智识醒觉、政治言论，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这种“不从国教”精神的产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就是连民主文明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律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的产权与自由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由历史看来，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发展；都是出为这两种制度已使一种极高的经济福利标准，有实现的可能。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主办了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其中用很多篇幅讨论民族命运和对日政策。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在杂志上、书信中大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这不是汉奸是什么？1933年，日本人打到热河，步步紧逼华北，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就用‘无组织'与‘非现代'与日本一拼！主张用大刀长矛、大车骆驼、人拉肩扛，驱使人民赤膊上阵，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而他，却拍案而起，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机，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独立评论》终刊后（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杂志应9`18事件而起，又因7`7事变而停。杂志停刊仅4天，北平就陷落了），7月25日，他就应国家征调而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写了本《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探究美国卷入战争的根由。他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虽不尽正确，却也反映了一班历史学家对这位中国大使所起作用的评价。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六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后者托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常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在这里，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劫。为达成这个目的，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将会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他指出：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事后回顾，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实的思路与惊人的预见力。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他虽然看清了中日之战的前途，看清了苦战之后中国必能翻身的结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他却始终不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然与汪精卫等人一起试图谋求和平之路。因为他看到那一条苦战之路太惨烈，因为他觉得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他悲天悯人而没有某位伟人那种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还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草菅人命的伟大气魄，他自始至终就一直试图努力争取实现那相对而言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最好结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举国汹涌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坚持唱理性的低调，坚持说逆耳之言，坚持讲负责任的话。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万众唾弃，负汉奸之名，又何惧哉！他与汪精卫不同，在他不像汪精卫那样有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像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一九三三年华北停战以后，当汪精卫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对日妥协，举国抗战声音趋于消沉时，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不能不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在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反而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了。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