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论文

中国革命的道路【摘要】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关键词】阶级弱点开明救亡图存探索开放近代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从鸦片战争国门被粗暴的打开，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都经受了一次彻底的洗礼。各种不同的思想冲击着刚从封建恶梦中苏醒的人们。在各国列强的不断挑衅下，群情激昂的民众，各阶层的人们都在积极的寻求救国之路，而各阶层却较少的考虑到其方法对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但当时迫于情势，也可以说是病机乱投医。不过有此前车之鉴，中国却慢慢的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一步步走向了兴盛。一、小农思想——太平天国之所以第一个探讨太平天国，是因为农民在旧中国可谓是绝对的主体。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农业大国，政治经济都是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二、“维新”思想——维新变法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较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应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先驱，梁是自由民权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传播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后来梁启超实地考察了美国社会及其民主政治的运作，并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现实情状作了比较。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却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为“上书”时的话即“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实行“全变”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接着庚子动乱，辛丑条约，使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尽管后来清政府的维新政策不亚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预备立宪，可是它已经失去了民心。三、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訢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弊端体现在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做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民主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真正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近代中国不同阶级救亡运动的进行，体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但正确的道路是必须。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犹如指路灯塔一般的光亮，虽然共产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摸索，在错误与失败中徘徊，但最终，还是引领我们走向了未来。【参考文献】1.《中国近代史纲要》2009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王也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