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文化概论-第十七章-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概论第十六章中国文化的的价值系统价值观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价值观：由一系列价值原则组成，凝聚了人们对善恶、美丑最基本的观念与原则。价值观奠基于人的历史需要，体现了人的理想，蕴含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展示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并作为稳定的思维定势、倾向、态度，影响着广义的文化演进过程。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主要特点。对比：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托尔斯泰《复活》曹雪芹《红楼梦》第一节天人关系上的不同价值取向（重人伦，轻自然）一、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天人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起点。儒家：自然是一种前文明的状态，人应当通过自然的人文化，以达到文明的境界。文明社会基本的价值原则：“仁”，“仁者，爱人”对人加以尊重和关切。孟子：“仁政”，以德行仁，反对暴力。墨家：“兼爱”。以兼爱纷争，达到大治。超越了宗法关系，具有更普遍的内涵。佛教：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从一个侧面强化了中国文化注重人道原则的传统。自然与社会道德一体化二、“无以人灭天”道家：关注的重点放在自然(天)，强调“法自然”，主张“无以人灭天”自然作为一种完美的状态有其内在的价值，人化的过程不仅无益于自然之美，而且总是破坏这种理想状态，一切人化的过程都是对自然之美的破坏。提倡从文明回到自然。老子：“见素抱朴”。庄子：“绝圣弃和”，“攘弃仁义”。个人意志的超脱空灵就天人关系而言，儒家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文化中占支配地位，其要求化自然为人文，并以人道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有积极的意义。但其只偏重道德完美而忽略人的自然性，带有狭隘和片面的特点道家崇尚自然，但反对对自然的积极改造，表现出消极的一面。比较：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三、“力命之辨”与人的自由天人之辨内在地关联着“力命”关系问题。“命”：“天”的超验化（超经验，超实践，超感受，不可认知。“天命：涵义接近于必然性、不可预测、难以把握的先在规律，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色彩。“力”：主体的力量和权能，个人认知、判断、改造、创造的能力，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我者”：自由信念，个人的德行、涵养、济世救国的能力。“在外者”：天命、宿命。化自然为人文的基本条件是主体自身的努力，超越自然的要求本质上蕴含着对主体力量的确信。在儒家那里，自然的人化更多地指化天性为德性，与这一趋向相应，主体的力量和权能首先表现于道德实践的过程。肯定主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权能，构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力”与“命”二者的关系：道德实践领域：行为在已，结果在天。社会范围：政治理想实现于否，最终决定于超验的“命”。个人：生死、富贵也均有定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实现二者统一的方法：“求”，表现为主体的自觉努力。“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我者”)，这种努力受制于主体自身，并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超出了这一范围(走向“在外者”)，则主体便无法决定行为的结果，一切只能归之于天命。儒家所谓“在我者”，主要与主体的德性涵养和道德实践相联系，“在外者”则泛指道德之外的各个领域。二者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自由信念与宿命观念的对立。对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的双重确认，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基本特点。道家将“无为”规定为主体在世的原则。“无为”：对违逆自然的否定，接受既成的境遇，它与改造对象和改造自我的积极努力形态对立的两极。“安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服从超验之命。“逍遥”：通过虚静无为，合于自然，便可以摆脱外在的束缚与限制，逍遥于世，达到超越感性欲望和功利、具有审美意义的自由之境。儒家:自由之境,主要与道德努力相联系道家:逍遥,则趋向于审美的追求。第二节群已关系的定位（重群体，轻个体）一、“修已以安人”（儒家思想）“成己”：德性上的自我实现，强调求诸己，而反对求诸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责已，不求人”。“安人”：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帮助他人实现自我，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而成人：自我的实现与成就他人的统一，达到群体实现的“和”的境界。“修己”即自我的涵养，“安人”则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群体的原则，具体表现为“和”的价值取向（“礼之用，和为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责任意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统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二、对个体生命与个性自由的关注（道家思想）强调自我：个体的、剔除了各种社会化规定的自我，是道家思想的基本前提。认知自我：“自知者明”，唤起“我”的自觉。保身全身：个体之为贵并不在完美的德性，而在于生命。崇尚个性：摆脱了各种外在的束缚，使个体的自性得到了自由的伸张。弱化群体认同：排斥了兼善天下的社会理想，导向自我中心主义。三、群体原则的强化儒家：主张由成己而兼善天下。道家：从自我认同走向个体的逍遥。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所突出的群体原则。儒家的群体原则逐渐与墨家的“尚同”观念、法家的“废私”主张等相融合，不断得到强化，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中国传统价值特征：重群体、轻个体。第三节义利与理欲：价值观的深层展开（重义轻利）义：宜也，应当，引申为一般的道德规范(当然之则)。道义原则。利：利益、功效。功利原则。理：理性欲：感性一、“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君子义以为上”：义作为当然之则，内在价值，具有至上的性质。“义者，天理之所宜”：“理”具有普遍必然的品格，义与天理沟通，体现了“理”的要求。儒家将“义”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与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并把履行道德规范(行义)本身当做行为的目的。正面作用：“惟义所在”的律令，具体化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作为正面的价值导向，培育大量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突出“义”的普遍制约，反对惟利是求，这对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负面作用：“以义制利”的要求与“义以为上”的观念相结合，往往导致了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弱化了社会的激活力量。二、理欲之辨的价值意蕴义：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总是以理性要求的形式出现。利：以需要的满足为内容，表现为感性的物质需要。义与利的关系：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即所谓理欲关系。儒家更关注理性的要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谋道”：社会理想(包括道德理想)的理性追求。“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孔颜之乐”，核心是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想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儒家的“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追求，轻视、冷落、贬抑感性的欲求，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使这一关系趋于极端，将理性的精神境界抽象化和玄虚化，主体的创造活力也为“存天理”所抑制。第四节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重道轻器）一、“内圣”的追求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儒家的价值理想，最终落实于人格理想，强调人格的内圣。内圣”：表现为善的德性，并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仁、义、礼、智、信，作为人格的内在规定。“克己复礼为仁”：以仁来塑造自我，净化自我，亦即所谓“正心、诚意”，从不同方面指向善的德性。除了仁德之外，人格还包括“知”的规定。“未知，焉得仁?”“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内圣在某种意义上即表现为仁与智的统一。“知”：主要理解为“知人”，即对社会人伦的体察。“知”的功能便在于把握仁义等当然之则，并在行为中自觉加以贯彻。“知人”压倒“知物”。孔子：“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表现出对认知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轻视。“见闻之知”：基于感性见闻的事实认知，“德性之知”：分辨善恶相联系的道德评价。理学家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它对人格的完善没有什么意义；惟有德性之知，才构成人格的真正本质。从这一前提出发，理学家对道德理性之外的事实认知往往采取贬抑的态度：“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从人格取向看，儒家在“内圣”之外又讲“外王”。外王：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修身旨在达到内圣之境，治国平天下则属广义的外王。儒家将“仁”与“知”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而确认了仁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深层内涵：“仁”表现为一种完美的德性，“知”则是指在德性制约下的伦理理性或道德理性，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善”的品格。这样，走向内圣之境，总体上便表现为一种善的追求。二、“逍遥”的境界相对于儒家之注重“善”，道家更多地赋予理想人格以“真”的品格，其人格典范也被称之为“真人”。真：合于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一”，是一种精神境界，小我与宇宙大我达到内在的统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天下》)，在与自然的契合中，人格达到了一种逍遥之境。道家的这种看注意到了理想人格应当是一种自由人格，而人格的自由之境又以合规律性为前提。人格作为真实的我，总是有其个性特征。道家以本真的人格扬弃仁德的矫饰，同时意味着确认人格的个体品格。庄子：“吾所谓藏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在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藏”：是指善。道家认为，人格的追求并不表现在以普遍的仁义规范来塑造自我，它的旨趣在于尊重自我的个性，并使之得到真实的流露。“贵真”，包含着“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庄子·在宥》)的要求，“人乐其性”就是通过个性认同而达到的人格境界。儒家将德性与理性融合为一，以“内圣”为人格目标，将伦理学意义上的“善”视为最高价值。影响：政治结构与个体行为，包含着伦理化的倾向，对精神境界的升华不无积极意义。不足：社会领域：政治结构的变革不受重视；人与自然：在道德关注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对自然的认识与作用往往被置于视野之外。由此形成一种重道(广义的“道”，包括道德理想)轻器(包括社会及自然领域的具体对象)的传统。以德性对理性的支配为出发点，善的追求与“道”的涵盖相互交错，构成了传统价值体系的显著特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呈现为一个颇为复杂的系统，它既涉及多重价值关系，又交错着人们对价值关系各个方面的不同侧重和强化。对这份具有双重意义的遗产，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也不能无批判地吸收。应以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科学的、发展的精神加以创新，使其永葆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