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1第五章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中国文化因此生气勃勃、气象万千。第一节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中国文化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经历三千年相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整合，形成今天的面貌。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1、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对峙。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发展。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说：“中国”是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纳，婚姻仕进可荣的地区；“夷狄”则无城廓、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剽悍。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生活流动，生产方式落后，性格强悍，“以弓马之利取天2下”。中原民族，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远征漠北。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便是农耕民族向游牧人主动出击的实例。为着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起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前述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是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2、农耕与游牧的互补与融合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胡化”与“汉化”是一个相互补充与融合的过程。唐以后，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也不再见于史籍。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胡化”，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二、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1、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特征分布于南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域的游耕经济的核心要素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和“不定居的生活”。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定居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3第一，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所谓“刀耕火种”，即“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李调元《南越笔记》卷7)。第二，与汉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不同，游耕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如海南黎族、湖南过山瑶、广东等地畲族“其俗易迁徙”第三，由游耕经济模式所决定，南方山地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水平。这种不成熟性包括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不发达；种植作物单一；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住宅简陋；保留原始婚俗风习等等。2、中原定居农耕文化与南方游耕文化的交融南方游耕民族在流徙不定的山地游种生活中多呈散在状态，和汉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双方关系不像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那样长期剑拔弩张地对立，争端不息。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往往是一方面设官治理，羁縻柔远政策与强硬镇压并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教化。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一管辖，地方官吏推行的教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在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中广泛传播，对于这些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以移民的方法，加速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文明形态的转化。如居住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山越族，南北朝时，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与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汉人，亦出现“夷化”现象。如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三、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1、经济生活中国上古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五谷(黍、稷、菽、麦、稻)，然而，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却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人内地的。以面烤制饼的方法也来自胡人，东汉时人称烤饼为胡饼。多种瓜果蔬菜与粮4食作物均经由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如黄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葱(胡蒜)、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蚕豆(胡豆)、芝麻等。葡萄酒、烈性酒(烧酒)的酿制技术也来自西域。人们盛夏消暑的最佳食品西瓜，则以契丹为中介，来自居住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回纥。2、衣着服饰汉族的衣着最初以丝、麻和毛为原料，织成各种丝织品、麻布、毛褐。汉魏之际，棉花由西北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元朝以后，棉花已在内地广泛种植。在纺织技术上，黎族的纺织术远较内地先进。早在宋代，黎族的黎幕、黎单、鞍褡等织品已行销内地。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在崖州生活四十年的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泾镇)人黄道婆返回故乡，推广黎族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纺织技术。古代汉族的服饰，上衣下裳，长领宽袖，行动颇不方便。春秋时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博衣大带”的华夏服式为上衣下祷的“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人们改造传统服装样式，吸收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最后形成了唐代的“缺禊袍”、“四侉衫”等袍服。近代流行的旗袍、马褂则是从满族人那儿学来的服装样式。3、日常起居汉以前的中原居民，虽然已有匡床(即筐床)，但是还没有桌椅，常常“席地而坐”。汉以后，西域坐具传人内地。当时出现一种新坐具——“马札子”，即两木相交，中间穿以绳子，可张可合。坐在马札子上面，两腿下垂，汉族人把这种坐法称为“胡坐”：从少数民族地区还传来一种类似后来“交椅”的坐具，时人称为“胡床”。在西域坐具的启示下，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桌椅板凳相继出现，凭桌坐椅自此替代“席地而坐”的起居旧俗。4、音乐舞蹈5和注重温柔敦厚品性的汉民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要热情奔放得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因而十分出色。唐时，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不少少数民族乐器也传人内地，沿用至今。如笛是古代羌族人首先发明，管子(筚篥)是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人首先发明，手鼓是维吾尔族的乐器，笙最早是壮、苗等族的乐器，另外箜篌、琵琶、铜钹、唢呐、胡琴等，都是通过古代新疆各民族传人中原地区的。5、文学在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作品。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英雄史诗之冠。蒙古族的长篇史诗《江格尔》也甚为精彩，它们的产生，填补了汉族缺少英雄史诗的空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阿凡提的故事》则魅力无穷，永无结尾，其生命力至今不衰。史学、藏族的医学、壮族的壮锦、铜鼓、刘三姐的山歌；回族的回回历法以及回族人李贽、萨都刺、郑和在哲学、文学以及航海业中的建树，都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正是由于有了农耕人、游牧人和游耕人历数千年的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互摄互补，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第二节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中国文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这次文化交汇，发生在汉唐时代。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地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6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人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8世纪至10世纪，印度佛教开始衰微，13世纪回教入侵，印度佛教文化遭到毁灭。然而，正是在七八世纪，佛教在中国长足发展。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佛教对中国的、绘画、雕塑壁画，音乐、建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乃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在此氛围中，中国文化系统根据本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选择取舍，加工改制，收到了“以石攻玉”之效。唐人的这种宏大气魄和勇于探求的精神，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尽管中国文化系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却没有成为“四不像”，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稳定性，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中外文化16世纪至20世纪的这次大融会，是中国人面对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的入侵。东西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的震撼，其程度大大超过以往。1、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些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7教士，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洋学术都是值得中国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徐光启在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学习和钻研中，感到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以及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宽阔的襟怀。承认西洋学术有高妙之处，并非“心醉西风”，对外来文化盲目崇拜。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企望充分发展输入知识的效益，经过他们的努力，晚明的数学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2、清初对外来文化的吸收1644年，明亡清兴。初人关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并无民族和国籍的偏见。多尔衮和顺治帝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补数千年之缺略”。康熙帝更是引进西学的杰出人物。他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和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他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日间断。在康熙帝的主持下，梅彀成、明安图等数学家主持编修了《数理精蕴》，该书将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各种数学知识，加以系统编排，又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典籍收集入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广起了重要促进8作用。当然，康熙帝优容西学是有限度的，清初中西科学交流，也仅局限在宫廷内进行。3、清中后期对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