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与哈工大

1李昌与哈工大——我的再认识（关于清华和哈工大的渊源）周贝隆哈工大的起步与转机我从清华到哈工大当研究生的第二年，1953年秋，李昌到哈工大任校长。1955、56我先后入选校党委、常委，在从事专业业务的同时兼职校行政，在李昌的领导下，亲历了哈工大迅速崛起的全过程，并有幸参与诸多重要举措的实施。后来他到中国科学院，以及退下来直到90高龄，仍时有接触。我视他为值得敬佩的老学长、有话直说的忘年交。回首平生，十分庆幸和感激他的知遇。李昌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在他80、90岁时，我都曾当面进言，希望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写回忆录，惜未被采纳。他一生业绩方方面面，我以为，他一手打造的新哈工大当是能够垂诸久远的之一。说起李昌，我曾认为，他是革命家和成功的事业家、忘我的实干家，但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何以故？因为不似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没见他宣示过什么现代教育理念，而众所周知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哈工大校训）倒像企业的格言。前一向，在《李昌传》成书前后的讨论中，不由得再次梳理哈工大一段亲历，恍然有悟：李昌在哈工大的成功，正是实践蔡元培、梅贻琦等，也是国外著名大学校长所追求的现代教育理念的结果。而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只做不说，也许正是他高明或也是无奈之处！我被分配到哈工大当研究生以前，哈工大闻所未闻。它肇始于1920，为苏联属中长铁路职工子弟学校，30年代苏将中长路贱卖给日本，变成一所日式学校，学生中仍外籍居多。日本战败，中国接管，专业设置、教工队伍、招生等等一切从头开始。甚至连校舍也重新筹划建设，留下来的一座顶着“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名的圈楼，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现在成了校史博物馆。李昌被中央派来时，作为学习苏联的样板，这所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赫然已是与北大、清华并列的六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照搬苏联学制、教材，聘请苏联教师，通常一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两年，便带出一个专业。本科教学则大都由研究生甚至从高年级学生中抽出的“小教师”担任。而全国各大工科院校如清华、交大、浙大、武大、川大等都派出讲师、助教前来进修，教育部还连年组织各大学来哈参加“教学经验交流会”以推动施行苏式学制、课程。来华苏联专家大都为Доцент，依苏官方的《俄华辞典》为“讲师”，我们则一律称为“副教授”（苏联教授之下没有副教授一级）；相应地，其学位一般为（Кандидат），我们说是“副博士”，而《俄华辞典》译为“硕士”。尽管来华专家中教授、博士较少（更未闻有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华工作大都还是尽心尽力的。2李昌出长时，先后经过冯仲云、陈康白校长的经营，尽管校舍还未完工，哈工大师生数量已有相当规模，与国内老校不相上下。据统计（其中哈工大为1953年，另两校为52年），在校生哈工大、清华、华中工学院分别是4675、5214和3561人，教师则分别为539、683和368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哈工大只有正副教授6人，另两校分别为99和71。六名正副教授中马大猷是中央支援借调的，后来马调科学院又从交大调来朱物华。马、朱在国内也算准大师级人物了，但工大照搬苏联一套，教学业务苏联专家说了算，马、朱虽居高位，学术上插不上手，与他校教授的作用迥异，更别说带领一个学术梯队了。当时工科院校中只有工大和清华两所全国重点，外界有“哈工大买空卖空”、“李昌在办青年团”之讥，国内高校对这重点并不心服。尽管物质条件差，李昌来前师生最不满意的还是领导薄弱、管理混乱。上任伊始，调配干部、大力整顿，特别是他的实干精神、善于与群众沟通，没有套话、官话。人心大振，很快形成了一个团结奋发的局面。通过精心选拔青年才俊；提倡科学研究、组织教师承担国家建设中的技术课题；他又敏锐地察觉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在国内率先争办了一批新技术专业；以及突破意识形态的成规，大胆、破格提拔青年教师等有效举措，加上淡化政治运动的干扰，工大迅速崛起，四、五年间其声誉就跻身国内高校前列。1956、57年先后提升了大批讲师和13名副教授；“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校园的大幅口号是：“超哈工大赶清华”。哈工大开始崛起了。后来居上，这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犹如抗战前清华之于北大、上世纪美国芝加哥大学之于三百年老校哈佛。而这些名校又都缘于作为杰出教育家的校长所打造。忆李昌在哈工大的几项重要举措反思工大的崛起，不由得提到我亲历的几项重要举措：1.精心选拔才俊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z）在《经济学》中说，名牌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大都表现出众，是由于“学校对人们进行了筛选”，“大学只不过是发现了人才！”据我多年的观察，信哉斯言！来校不久，李昌就到一个个教研室调查，了解青年教师特别是研究生的情况，亲做卡片，挑选专家走后有可能接替的带头人。我们许多人就是在研究生时期就走上系、教研室的领导岗位的。工大电信学院的刘永坦、张乃通院士，是55年分别从本科生和新分配来的毕业生中挑选送清华进修无线电的；水电总局派来代培的范崇惠，是李昌让我去北京找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将范要来留校，后又派往苏3联进修，脱颖而出，为我国赴苏留学生中表现最为杰出的三两人之一。59年范被留苏党组织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遣送回国，李昌不但继续让范在国防机要专业授课、参加课题研究，并伺机为范甄别平反。后来范在我国导弹控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也亲自过问新生的录取。50年代后半期哈工大在西南几省的录取工作都由我一人负责。第一次去成都之前，他特对我嘱咐：要注意选择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如果对政审没有把握，可电话请示；还有就是要多取一些女生。这样，我没有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刷掉过一个，录取女生约占四分之一。2.教师在职提高的主渠道：结合生产实践搞研究如何提高教师水平、培养自己的学术带头人，一直是李昌关注的头等问题。苏联专家两年任期，只能解决照搬苏联学制，开出主要课程，大都没精力指导科学研究。其实，他们也大都缺乏指导高水平科研的经验。派人出国留学？西方路不通，倒是尽可能地派一些留苏，其中不少人几年后回国在教师队伍中是一支重要力量。但据我的观察，哈工大的归国留苏生在学术发展方面看不出明显的优势，与当年清华教师队伍中美、欧“海归”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七层宝塔缺上三层”（李昌语），怎么办？正如芝加哥大学第二任校长所说，研究应是该校的唯一特征。当时，哈工大面前现实的出路只有一条：走出去，勇于承担生产建设中的技术课题，在排难、创新中锻炼提高。他上任伊始，就对焊接、电机、钢结构等教研结合生产建设实际搞研究称赞不已。1955年，国家计委将正交磁场电机放大机（ЭМУ）列为行业两项重大新产品试制之一。（ЭМУ）研究一时成为国内主要高校电机有关专业研究的显学。我们受一机部电工局委托承担了其设计原理、技术规范的研究。一年后经过鉴定完成，ЭМУ批量投产，满足了国内对苏制大型设备的配套需要。56年9月，在浙大举行的全国ЭМУ会议上，22篇论文来自企业及高校（清华、交大、华中及哈工大等）的数量各半，而哈工大就占了六篇。我们的报告一结束，在场的苏联专家（来自苏冶金部）即趋祝贺，浙大的同仁私下说：“哈工大就是能干！”1958年6月，长江三峡第一次科学研究会议在武汉举行，哈工大电机、电力、土建、动力经济、水轮机、焊接……专业配套，共承担研究课题34项，朱物华副校长作为高等院校“方面军”的代表大会发言：“誓做三峡工程的促进派。”回校后，李昌召集校党委常委会，强调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大力协同，就有了工大的“三峡大兵团”一说。11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常委批准了国家计委上报的“关于分别创造条件、试行生产三峡发电机模拟机组的建议”，并决定在计委三峡组4之下设立“三峡模拟机组联合研究设计处”，吸收一机部、水电部、哈工大、科学院等部门组成。设计处由一机部电工局长赖坚兼处长、哈工大周贝隆为副处长。原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苏联专家认为，从技术上考虑三峡机组单机容量只可能达到30万千瓦，我们却提出了经过两级模型试验实现为三峡研制百万千瓦级机组的建议。在李昌的大力支持下，学校组织二十多个教研室分工协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拿出一套《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容量方案论证》材料，在11月11日国家计委召开论证会前夕，李昌特嘱在京出差的高铁副校长拜会刘西尧，表示学校全力支持。在中央批准的国家计委报告中，把哈尔滨电机厂正在试制的一万千瓦双水内冷水轮发电机组算作第一级模拟，而即将研制的7.25万千瓦试验机组就承担了全面模拟考验将来百万千瓦级所需新技术任务。模拟试验机组的技术设计由电机教研室王宗培驻厂负责，约两年后由哈尔滨电机厂造成，作为新安江第九机组投入运行良好，直到约30年后三峡重新上马才完满退役。这次三峡工程重新上马后，我听新安江电站的人说，曾有几起前来考察模拟机组运行情况。后来三峡单机容量选定70万千瓦，可能由于领导要规避风险，头几台委托美国制造。看到其技术方案与我们当初的蓝图如出一辙，让人感慨莫名。不管如何，应说模拟机组已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正是顶着校内部分负责干部对“李昌重科研、轻教学”的质疑，重视研究蔚为风气，不但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准，教学质量也得到真正的提高。1971年我下厂调查哈工大60年代无线电专业草创时入校的毕业生表现，尽管当年我校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老牌无线电专业相比，师资、授课质量差距甚大，意外地发现工大毕业生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反而较强；还有哈工大近年承担科研项目筹集的经费直逼清华，说明重研究正是抓住了现代一流大学的理念精髓。在离任校长之后，李昌还写信回来，强调选拔、培养教师一定要重视科研成果，“否则就等而下之了！”3.敏锐察觉世界变革趋势，改变专业设置，赢得科技竞争先机二战以来，新技术不断涌现，而哈工大的专业设置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老三样：机械、电机、土木。计划经济，中央又将学校限定为服务于一机部的机电专业。1955年，李昌预见到无线电电子学的发展非同小可，决定创办无线电专业，于是从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和本校在校生中选拔几人去清华无线电系进修，两三年后回校任教。中央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后才号召各大学“大办无线电”，康生在大会上说“哈工大不是已办起来了吗？”对李昌表扬，同时又敲打说，担心作为候补中委的李昌“能不能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555年秋，李昌约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新来的苏联专家石拉姆柯谈话，了解到石来自鲍曼工业大学，其所在的系（石原为该系副主任）设有自动控制、计算机、陀螺仪、精密光学仪器……一套国防新技术专业，敏锐地察觉这些专业的重要性，当即商请石转而帮助我们筹建同样一个系，并请石本人亲自筹建其本行自动控制专业，同时指定薛景煊作助手。他乡遇知音，石也十分高兴。考虑到陀螺专业机密性很强，苏联不可能派来专家，石提出可以稍带培养一两个陀螺研究生，“带出半个专业来”。我衔命去教育部汇报，申办新专业的意见，遭到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批评，说李昌越权，新专业也超出了中央为工大规定的服务方向；又激怒了教育部的苏联顾问组，顾问组长提出召石拉姆柯即来北京“谈话”。我又和薛景煊陪石拉姆柯进京。先是苏联顾问与石单独谈，幸好石坚决站在李昌一边，我们在外间听见经过激烈争吵渐归平静后，再让黄辛白司长和我参加。列别杰夫顾问在数落李昌和哈工大擅自决定设新系、新专业的种种不是之后，一句话定音：“哈工大有的（指已着手的新系、新专业）就让他有吧，不要再改（回来）了。”不到一个月后，新的仪器系在学校挂牌成立。这批新专业的设置，对哈工大发展的影响深远：不仅这些专业使工大涉足我国国防科技尖端领域，同时还渗透、带动传统的机电土专业的更新改造，使学校大踏步地赶上、融入世界科技进步的主流。后来，中央察觉到这些专业的重要，决定让清华设置自动控制、计算机、陀螺导航等，派蒋南翔校长访苏寻求援助，听说苏方连鲍曼的教学计划都不肯向我国开放。1958年邓小平来校视察，提出“大厂大校要关心国家命运”，决定哈工大改归国防科委。正是因为他看到哈工大新专业初见成效，全校科研成果累累，（尽管其中水平参差）如：程序控制机床、电子计算机、电力系统动态模拟装置、磁吹避雷器、每分钟20万转的微电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