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论文——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间地带的革命》之我见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历来是官方史学的主流。它其实在很长时间是在权力的支撑下，就占据了近现代史话语权。这种官方史学之前被赋于了太多的正式意义，并涂抹了意识形态的浓墨重彩。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担负了一个宣传功能。这一点也是现在读史书需要我们特别用心鉴别的一点。而杨奎松老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作为一部视野和观念全新的革命史，恰恰摒弃了中共革命史，杨老师这种正当性、正统性、正义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书写模式，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枷锁。相对于普遍的教科书历史而言，杨奎松老师的研究，更加恢复了传统史家的立场，也更加有穿透力。中共革命长达28年，最终取得了胜利。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这几乎是任何一位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的“终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又是每一位研究者试图回应而又难以简单回应的问题。过去学界大多聚焦于直接对决的国共两方，侧重从国共两党内部探寻和比较两方的制度结构和高层决策机制。而《中间地带的革命》则更多地将目光引向国共之外的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前苏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夸张地说，《中间地带的革命》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一本书。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详实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从这本书来说，它的副标题就是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在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共革命它的成功，它是与两个大阵营所造就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大环境的外因，它有了更加直接的联系”。这种外因的因素在我们以前的革命史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杨奎松老师作为著名学者、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治学态度极其严谨，其作品以视角独特、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著称。在当下的历史研究者中间，杨奎松无疑是最没有党派偏见、最能够实事求是的一位革命史专家。也正是基于超越党派偏见的人性立场，杨老师留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人文历史的追问反思，而不是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是毗邻苏联的作用，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日本的入侵，还是国民党自身的不争气？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同时期的史学著作里面，大家主要把国民党的失败，归结于民心，共产党的成功就因为得到的民心，国民党的失败因为失去了民心，而且他主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迅速腐败，然后导致他的民心尽失，然后在决战中被中共逆转的局势。但依我所见，最直接的原因，我想恐怕一个是《中间地带的革命》里面分析到的内因，就是中共确实一直以坚持夺取最高政权为目标，以此开展开各种军事、政治等各种行动。再就是一个外因：美国人基本抛弃了蒋介石，而且中共得到了苏联的全力支持。这个外因成了国共决战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中共在东北获得了很大的优势，然后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之后，然后把整个战争的局势扭转了。在这本书里面，涉及到了一个国际背景下看中共的成功之道。总这一点来说，苏联的援助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因素。个人认为，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至少有两个出发点：第一，从意识形态来说，他是要输出革命，这是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扩张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从实际命运来说，他的对华政策恰是出自自己对国际战略调整的需求。苏联之所以一方面支持组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而且在国民革命中硬要将二者捏合在一起，其根本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十月革命后其在远东面临的不利局面，即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当时尚具有合法性的北洋政府都对其采取严重敌视的态度。在几经尝试而无力改变北洋政府的敌视政策之后，苏联决定支持当时尚未取得全面合法性的孙中山政权，以造成一个新的、亲苏的中国政府。由此可见，起源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革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苏联国家战略的印记。在国共分裂之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这个脱胎于苏联援助的“革命”新政权，却反过来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脐带，抛弃了其苏联母体，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都是苏联上述战略意图的彻底失败。此后中国的十年内战中，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大体可视为要在中国造成一种强大亲苏势力这一意图的不屈不挠的贯彻，其政策的另一面是，当现有的中国政府仍然敌视它时，就推翻之。这种政策对于中国的政局影响极大。共产党在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那样一个美妙的时刻，一方面日本人帮了倒忙，另一方面是苏联帮了忙。杨奎松老师实际把这一套观点完全把它史料化和体系化了。《“中间地带”的革命》写的是很敏感的东西。像这样的东西怎么说，怎么表达，需要很多技巧。杨奎松老师最成功之处，恰恰在于用这样一种极其富有技术含量的话，详实细致地为我们还原了那一段鲜活的历史。读罢全书，我认为，从整个中国革命史来说，有两个人还是比较伟大，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所谓的“中间地带”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说苏联人提供了金钱和武器，但是我拿了你的钱也不听你的话，或者说不完全听你的话，我不是你的雇佣兵，更不是你的傀儡。你给了我钱，我还要搞一个中间地盘，搞一个我自己的事业。孙中山当时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干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在中国夺取政权。这其实就是一个中间地带，可是他没有用“中间地带”的说话，其实他所说的综合就是站在中间，总是要掌握他自己的一份地盘和军队，这样就有了控制力。国民党后来发展到了北伐胜利，就是因为孙中山有自己的盘算和独立意识，他没有完全跟着苏联人跑。而毛泽东最初谈中间地带，是在1946年。他当时谈中间地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党内所有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不愿意打内仗的人。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那个时代，和平、民主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一定会打内仗，如果要打就会有一个危险，就是党内领导人是否支持，是否敢打。大家都担心美苏联会起冲突，因为国共两党打起来，美国和苏联肯定就会打起来。为苏联着想，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着想，就不应该打。但是，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爆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美国要想打苏联，他们一定要先控制中间地带，也就是要先控制像中国这样的一些落后国家，先把这些地方占了，把这些地方的人民压下去了，控制住他才能够跟苏联作战。另外，说到共产党。陈独秀、王明这些人，他们肯定是不会成功的，王明是完全依靠苏联人，他自己没有任何东西，他肯定成功不了。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苏联人给我钱了，我有一些事情听你的，有一些事情我不听你的，我搞“中间地带”，我发展我自己的军队。我在我国内打仗，我该听苏联的就听，不该听的我就不听。所以当苏联把他们的利益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毛泽东的反抗。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地带”。在这本书里，杨奎松老师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推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学术革命，他把原来的框架逐渐软化，把认知历史的障碍逐渐清除出去，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这本书把中国革命还原到了它应有的位置。通常叙述现代史的时候，革命都被处理成历史的必然。哪怕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在叙述现代的时候，都会掉入到把革命神圣化叙事的框架里面去。在革命史观的逻辑里，中国现代史从一个革命走向另外一个革命，最后的一场革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个成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有的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叙述现代史的时候，都把革命的必然性当成了一个基本结论。而杨奎松老师却在书里面指出，这一革命的成功并不具有什么必然性。他具体而细致地为我们论述了中国现代史，可以说，它还原了一个历史真相，揭示了革命的真相。二十年前，杨奎松老师意识到了“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由此写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海内外的相关史料大量披露，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的面目早已迥异于二十年前。《中间地带的革命》既是参与塑造这一段政治史之新面目的里程碑式作品，亦可谓见证这一研究趋势成长的历史纪录。杨奎松老师大量采录了丰富的新出史料和观点，使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揭示得更加深入，史识和史笔更是极为高妙。杨奎松老师曾在本书的序言中，自信地宣称，“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我这本书的角度，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我想，他的自信，他的底气，绝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