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发展

1第六章制度与经济发展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乔治.A.阿克劳夫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资本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制度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宏观层次，二是微观层次。过去人们大大地低估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也许与我们很难用精确的方法来量化制度的绩效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供给制度等等都与经济发展有关。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那里制度至多是经济增长的既定前提，而不是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经济增长源泉之谜与制度变量的地位”(6．1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建立在雄厚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的。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用于分析历史，形成了新经济史。这对西方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新经济史实质上是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历史。经济学家读历史的视角毕竞不同于文学家读历史的视角。因此，在6．3节我们就简单地透视一下“经济学家重‘读’历史：新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在于，一是他们认为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二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6.1经济增长源泉之谜与制度变量的地位6．1．1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也要有所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这两种增长(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关键根源于人口变动了。例如，近些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额可排序在世界前列了；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了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联在一起(即一致)是例外情况，而相反的关系(即不一致)倒是一般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增长”(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发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新制度经济学家很重视人口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历史上，人口压力不断地促使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人口变量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变量之一）。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使个人的贫困化恰恰出现于经济普遍繁荣的时期；相反，大危机时代，至少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倒是个收入增加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道格拉斯·C·诺思及一些新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人们习惯于把“产业革命”当作现代工业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错误。其实“经济增长”比本来意义上的产业革命出现要早。产业革命不过是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标记，而不是它产生的原因。现代意义上的增长现象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当时欧洲人口和经济第一次出2现了差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在英国和荷兰，虽然人口持续增加(英国增加了25％)，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的是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呢?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若干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最早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是哈罗德和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omar)、索洛(R．M．S0L0w)、斯旺(T．W．Swan)和卡尔多(N．Karleor)等人建立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丹尼森(E．F．Denison)等人在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的国民收入核算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所进行的分析；米香(E．J．Mishan)等人的经济增长所要付出代价的论点和麦多斯（D.H.Meadows）等人关于经济增长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增长有限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也可算作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他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西蒙·库兹涅茨最早从事国民收入统计的研究，并创立了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体系。可以说他是“国民收入统计之父”。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l971年，当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奖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持续扩大商品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种丰裕情况应该是由于应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然而先进技术只是潜在和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若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呢?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对长期增长发生作用并能影响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有七类。有四类属于要素投入量，即就业人数和他的年龄——性别构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还有三类属于全部要素生产率范畴，即：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比重的减少；规模的节约，以市场的扩大来衡量；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中的应用。丹尼森进行长期分析的目的，是通过量的测定，把产量增长率按照各个增长因素对增长所作的贡献，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中去，分配的结果用来比较长期经济增长中，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七个因素中，知识进展是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教育年限的延长也是一个基本增长因素。丹尼森于1967年出版《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一书，利用他1962年设计的增长因素分析方法(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丹尼森模型)，对1950—1962年美、英、法、西德、意、比、荷、丹麦和挪威九国的真实国民收入增长率进行因素分析。以后，瓦特尔丝和金森久雄应用丹尼森模型，对相同时期内加拿大和日本两国国民收入增长率进行了分析。他们三人估计的结果，经伯利等人汇集在一起，见表6．1。表6．11950—1962年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人增长的贡献加拿大美国西北欧英国日本真实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4．83．34．82．310．1其中：全部要素投入量2．71．91．71．14．0劳动1．51．10．80．61．33就业1．50．90．70．51．0教育0．3O．50．20．30．1年龄一性别构成一0．1—0．1一一0．2工作小时一0．2—0．2—0．1—0．3—0．1资本和土地1.20．80．90．52．7企业资本0.90．60．80．52．6住宅资本0.30．20．1—0．1要素生产率2．11．43．11.26．1资源的转移0．70．30．70．1规模节约0.60．40．90．4知识进展及其他0．80．71．50．7注：由于四台五入关系细加起来不完全等于各国总年平均增长率，西北欧不包括意大利。从表6．1可知，在丹尼森的模型中并没有制度这个因素。丹尼森模型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把各个因素分离出来，并计算出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问题是把这些因素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原因(或因素)是什么。二是无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余值问题。即把应该计算的因素都计算后，经济增长率中仍有“余值”或“剩余”存在，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哪个因素里?有人把它归根于技术；有人把它归入人力资本，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它归根于制度。有趣的是，在对“余值”归因的探讨中，也产生了一些相应流派。在本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兴趣。他利用计算机计算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各是多少。后来发现有形的要素的贡献所占的比重不大，有很多剩余找不到主。那么这个剩余到底是什么贡献的?当时这是个很大的谜。舒尔茨发现教育作用很重要，教育高了，工资就高；教育高了，人们的判断就准确了；教育高了，人们采用新技术就比较容易了。所以，舒尔茨判断教育决定剩余里很大的量(但并没有“穷尽”)。于是他提出“人力资本”，他认为教育提高了，对社会和个人都有贡献，但是对个人也有成本问题。在60、70年代，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人当中，研究“人力资本”的占60％。经济增长问题是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把经济增长率中不能解释的“余值”(或“剩余”)归因于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能不能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例如：在1600一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道格拉斯·C·诺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对此问题作了开拓性的回答。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我们再回到前面的一个问题上来，为什么首先实现现代意义上增长的是荷兰和英国，而4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呢？道格拉斯·C.诺思回答说：“因为荷兰(前西班牙省份)和英国是当时在确定制度和所有权体系——可以有效地发挥个人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都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方面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欧洲国家。”（[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此地制度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