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子兵法》知胜思想的精髓与内涵价值

论《孙子兵法》知胜思想的精髓与内涵价值李新颖21620137004(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郑州450002)摘要:本文立足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分析了孙子兵法中“知胜”思想的前瞻性、连续性、全面性、深刻性、科学性、艺术性、哲理性等精髓及深刻的内涵价值，为孙子知胜思想体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也为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提供了基本思路。关键词:孙子兵法;知胜思想;精髓;内涵价值《孙子兵法》中“知”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常知变、尽知全知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又包括庙算分析、相敌、用间、战略试探等方面获取“知”的方法与途径，后人将之集中概括为“知胜”思想。当今学术界对孙子知胜思想的基本内涵论述较多，但对其本身的精髓却没有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深入分析，这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孙子知胜思想的整体理解，并进而影响到这一思想社会价值的实现。一、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性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性首先表现在情报获取和运用方面。《孙子兵法·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古人所谓“先知”，本来有神秘色彩，生而知之是先知，学而知之是后知。而孙子这句话，则是从朴素唯物论的角度强调了情报信息与决策制胜的关系。在战争中，谁先获取了情报，谁就可以使战争透明度偏向自己的一方，从而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最终将情报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在战术的选择和运用中，孙子对知胜思想的前瞻性表述得十分具体:“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虚实篇》);“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篇》);“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渴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知”是战的前提，只有预先了解双方力量的基本情况，了解双方所处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才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来确定最有效的战术打法。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意识更多地表现在战略思想方面。《计篇》中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充分体现了孙子的军事预测思想。《形篇))中谈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九变篇》中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更使孙子的知胜思想具有了明确的未来导向和远程境界。孙子知胜思想的这种前瞻意识在当今社会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重视现在，轻视未来，乃是人类的通病，大家都希望能首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而有关未来的事情则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这根源于人性本身的弱点，也是人类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几乎毫无影响的能力，但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却可能产生较为巨大的影响。博弗尔说:“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法国战略学家博弗尔才会写出《明日战略》，强调战略的要义主要是预防而非治疗，不要等事情发生了再去收拾残局。当然，这其中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养成完整的未来意识，进行前瞻的思考或远程思考，唯有如此，方能把握正确的观念和方向。二、孙子“知胜”思想的连续性孙子不仅强调“知”的前瞻性，也强调“知”的连续性，即“知”要贯穿战争的全过程。如果说用间和庙算是强调战前的情报搜集和战略预测，那么，相敌和战略试探则是注重临敌之机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相敌有所谓“三十二法”，旨在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战略试探则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亦即通过侦查或佯动，观察敌人的反应，以彻底了解其行动规律和兵力虚实状况。此外，孙子还强调战争进行过程中的知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总之，孙子强调的“知”不是一次性认知的结果，而是一个多重叠加的过程。任何战争的对抗双方，其力量部署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对方的情况，即“知彼”，就必须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动态的跟踪，进行多次的反复的认知和判断。同时，还要根据对方及环境的变化情况，对自身情况和已有的对策做出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兵经百言》中对战争中双方知与变的关系有这样一段总结:“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申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此种连环套式的认知与应变是一个不断累进的过程，既需要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更需要高度的悟性和艺术想像力。值得强调的是，“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完全‘知彼知己’和完全光明的东西。‘不知’永远给‘知’留下了空间，黑暗也永远给光明留下了空间。”而孙子正是试图通过“知”的连续性破解战争迷雾，希望通过“先知、全知、知常、知变”等内容和方法，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孙子知胜思想的连续性对今天的社会竞争是有益的启示。任何竞争，都是对抗双方力量、意志和智慧的较量，其中一方行动的正确性及其效果必须取决于对抗双方行动的相互作用。为此，指挥者和决策者要以活力对抗为背景，以对对手的判断为起点，尽量预测对方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行动，分析他们对己方行动可能做出的反应，并以此来制订自己的行动方案。换言之，一个特定的竞争战略或策略的效果，并不是由我方一厢情愿所制定的方案和措施所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对手的行为和反应预测的准确程度。从现实情况看，很多看起来非常完美的战略方案，即使在开始时非常有效，也完全有可能被对手的反击行为所击败。三、孙子“知胜”思想的全面性在情报概念问题上，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情报是“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克氏的这种定义分析，不仅排斥了己方的信息与情况，就连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也忽略了。与这种狭义的情报观相比，孙子对情报的认识要全面得多，不仅包括了彼方和己方，而且涵盖了主观与客观、软实力和硬实力等不同角度的信息内容。孙子在《地形篇》中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在这里，“彼”和“己”都属于力量范畴，也包括了敌我将帅的决策意图;而“天地”不单纯是指天时和地理，还包括与力量运用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人与天、地是适应与被适应、利用与被利用、借助与被借助的关系，三者既涵盖了主观因素，也容纳了客观因素，既包括了软实力，也包括了硬实力。在古人看来，宇宙之间，天、地、人最大，概括言之为“三才”。“三才”都知道，就是什么都知道了，是为“全知”。孙子“知”的全面性在其战略思想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孙子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并非局限于狭窄的作战范畴，而是以广阔的视野审视战争，进而力求从全局把握战争。如《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七计”的内容可以说比较全面地涵盖了战略要素的各个方面。整个“庙算”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总体战略，即超越军事领域，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内容的国家大战略。钮先钟教授认为:“孙子在其著作中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其战略思想所含有的总体导向。这个字就是‘全’字。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也就是必须采取总体战略，而其最高理想即为‘全国为上’。战略家必须认清其问题的总体性，并能以总体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古代战略思想家中具有此种取向者，孙子实为第一人。在这种总体导向的基础上，孙子对每个具体战争问题的认知，都是考虑到问题的多个方面，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孙子讲“火攻”时，把火攻的内涵概括成“火攻有五”(火人、火积、火轴、火库、火队);讲“用间”时，把用间的内涵概括成“用间有五”(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讲地形时，概括成“九地”、“六形”;论将帅素质时，概括成“将有五德”、“将有五危”、“兵有六败”等等，这些都是知胜思维整体性的表现。孙子“知胜”思想的全面性在当今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人类的通病往往是只见有木而不见有林，见于细而不见于全，习惯于短视而忽略长远。中华民族本来在重整体、重辩证的思维方法方面具有优良传统。清朝陈澹然在《痞言二迁都建藩议》讲:“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真可谓是万世良言。但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却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问题思考的单一化和片面化，很多人为了追求速度和绩效，越来越只想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做孤立的思考，只寻求部分的解决，而不考虑整体的完善。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算是战术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作为战略家或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必须始终保持谋略全局的心态，宁可失之于大而不可失之于小，宁可失之于远而不可失之于近，如此方能识大体，顾大局，做大事，成大业。四、孙子“知胜”思想的深刻性孙子求知、求全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要择其要，寻其真，深人到事物的本质，这充分体现了孙子“知”的深刻性。在战争中，双方为取得胜利，无不隐真示假，引诱欺骗，千方百计造成对方的错觉和失误，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战争的迷雾”。为此，孙子提出观察真实敌情的“相敌三十二法”，此种“察”绝不是一般性的观察，而是要用见微知著、人木三分的眼光去洞察，要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偶然发现必然。在战场上，不管对方采取什么样的隐蔽措施，总会有端倪可察，有形迹可露，关键是能不能看得到，或者是看到了能不能想得到。聪明的将军，即使对方只有蛛丝马迹，也能准确把握其行动企图;愚蠢的将军，即使对方情况已经明了，也难以得出正确的判断结论。可以说，将帅素质的高低，在很多方面就表现在“相敌”上。另一方面，在战略规划问题上，高明的战略分析，更要透过复杂的表象，直指对手的本质，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因为，战略上要求的“知”，最终是要为战略方案选择服务的。在这一过程中，“感性认识固然重要，但是它只能解决对事物现象的认识，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就要求战略家要尽量排除各种纷扰，割断无关的联系，使问题变得简洁、清晰、明了，这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把握住规律。李泽厚先生曾对兵家的这种简捷原则作出经典的概括:“即要求用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对于孙子“知”的深刻性，后人多有继承和发展。如许洞的《虎铃经·逆用古法》谈到:“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观其逆顺。夫兴师之际，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古法以待之也;若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古法以待之也。”在这里，许洞意在强调，要根据敌人的“知”来进行军事策划，即不但要知敌外在状况，还要知敌内心隐情，甚至知敌之知我之“知”，乃至知敌之知我之知敌之“知”……简言之，我们不但要知道其“行”，还要知道其“知”，这其中包括敌人对兵法的认知情况。又如《吕氏春秋·仲夏纪·侈乐》中有言:“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遭)其咎。”在这里，作者也提出了“知其所以知”的主张，目的也是强调，要从更深的层次了解敌人，探求其认知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显然，高明的“知”与“智”相通，你必须要进人对手的大脑和内心，抓住影响对手的关键因素，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惜的是，在真实的世界中，大多数决策者往往并没有深人地分析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大多只是列出了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却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没有对竞争对手的未来设想、当前目标、智慧和能力进行深人的分析。波特曾指出，“竞争对手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