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起源及形成的不同特色

齐鲁文化起源及形成的不同特色山东地区的自然景观奇美壮丽，以泰山与大海为最,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海岱”的代称,又因这一地区自周初分土建邦以后即以泰山山脉和蒙山山脉为界，分封成两个诸侯国：其北为齐，其南为鲁。所以又有“齐鲁”的雅称。久而久之，人们便以诸侯国之名代指其所在地之名，相沿成习，并延续至今。由此来看，“齐鲁”这个称谓可谓源远流长。而就“齐鲁文化”而言，广义地说，它泛指“齐鲁”这个广袤的地区从古至今的璀璨文化，狭义地说则特指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丰厚文化成果。但这里要讲“齐鲁文化的起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单单要探究齐鲁两国的文化成果，也需要探寻齐鲁地区文化的起源，而一厢情愿的凭着非此即彼的定义方法来研究齐鲁文化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未免失之偏颇。齐鲁文化的起源的研究，既要跨越狭义的齐鲁两国的文化去探寻此前齐鲁先民的文化成就，又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说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各自确立，以及两者相互融合的问题上。一、齐鲁文化的渊源（一）齐鲁先民文化——东夷文化在齐鲁大地上，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泰沂山区、约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因发现于沂源县土门乡鲁山之阳，遂命名为“沂源猿人”。“沂源猿人”是最早的山东人，他们所创造的采集狩猎经济形态的旧石器文化至今尚存留于沂源溶洞之中。沂源猿人的发现这也说明了，齐鲁文化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时至新石器时代，齐鲁先民由于生活在华夏中原地区的东方而被称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被称为“东夷文化”。据现今考古出土发现了众多的日益完善的精制石器、骨器、玉器、彩陶、黑陶等等，证明了居于齐鲁土地上的东夷人以精制石器与新型收割工具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化已充分发达。他们不仅曾经创造出过灿烂的文化成果，更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序列和特征鲜明的发展体系。即：从上起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中间经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时期的过渡，后至至夏及商代早期的岳石文化，前后跨越4000余年而延绵不断。也就是说，齐鲁文化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代。并从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进而向父系氏族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时期迈进。大约到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段,此时中原地区原始社会解体,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建立，而东夷族群或许也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发展变革时期。（二）夏商周时期的齐鲁地区的夷夏文化碰撞由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缺失以及历史事件与古史传说相杂糅。对于夏、商时期海岱地区的文明,人们到如今依然知之不详,在这近千年当中,东夷族群经历了漫长密切的与中原族群的交流、斗争与融合这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又，处于部落时期或族团时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因此部落文化特色尚未明显显现，部落或族团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形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靠暴力手段即战争来完成。无论是征服活动还是被征服，都为后来齐鲁文化的萌发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有：“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有“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的记载。与中原地区各部落激烈对立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这些史料传说中窥见一斑。东夷族团虽然已经部分地融入了华夏族团之中，但是仍然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融合进去。这样，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仍然难以避免。夏朝立国之后，统治中心偏西，但是就有关历史记载看，其活动却多在东夷族所在的地域之内，也即多为夷夏之间的争斗。如《左传·襄公四年》就记下了夏初第二代君主太康即位不久，东夷人后羿(非尧时之后羿)就聚众反抗。“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政权被夺取，迫使夏王朝不得不把政治斗争的重心移到泰山一带，明暗的争斗一直延续了数十年。到少康中兴之后对东夷人大动干戈，才覆灭了控制政权的东夷族有穷氏。而少康之子杼在位时，了解东夷族对夏王朝的不满，为巩固东方势力而将政治中心从原迁移到老丘。这一方面说明夏代的夷夏矛盾还是相当突出、关系还是相当紧张，民族之间较深的文化融合尚须时日，另一方面也表明，无论是采取战争还是迁都的方式，都必然从客观上加速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商代商夷之间的矛盾冲突依旧非常激烈。到了仲丁时期，王室腐败、内讧不断，东夷人于是乘机而起，迫使仲丁从亳迁都于嚣。《竹书纪年》有：商王“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的记载。此后，商夷之间的战事从未间断，直至殷商被周人灭亡。牧野之战武王灭商,中原和东方皆纳入周王朝的统治区域。周王建国后大封诸侯。《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这就是所谓的“封土建侯”的周初封建。根据“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原则分邦建国。当时，封开国功臣吕尚为齐侯,都于营丘；又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建邦称鲁。从此,齐、鲁作为东方大国,成为周王朝的两大支柱,这也标志着齐鲁文化的正式诞生。而所谓“齐鲁文化”的称呼,当然也只是从这时起才具有了名实相副的意义。二、齐和鲁主流文化意识的形成被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尚，被封于鲁的是周公旦。乍看起来，两者的地位相当、作用相同，封地也相近，似乎区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者出身背景和邦治思想上的差异，正如《吕氏春秋·长见》所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领导者实行的统治方式，往往决定了他们邦国的主流文化意识和随之形成的民风民俗。（一）、鲁文化的形成鲁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亲亲上恩”，从历史演变来看,鲁文化的形成与其始封国君周公旦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与周王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受封后，“不就封，留佐武王”，以其长子伯禽掌控封地。他自己掌握着周王室的大权，以维护周王室为己任。可以认为，这些正是他形成并确立“亲亲上恩”的鲁国主流文化意识的思想基础。“亲亲上恩”，实质上就是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护国家稳定。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治鲁,按照周公旦“尊尊而亲亲”的既定方针,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的大幅度改革措施,并且为此花了很大的气力,使鲁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周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为一道的“礼义之邦”。鲁国即成为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周礼尽在鲁”。鲁文化也因此比较保守循礼、深沉内敛。至鲁文化孕育出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学术派别,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基本就成为了鲁文化的鲜明代表。其基本风格是质朴务实,注重传统,一切推本于礼乐,讲求礼法纲常，宗法秩序。《汉书》载为“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便是鲁文化和鲁国风貌的真实写照。（二）、齐文化的形成与鲁国的“亲亲上恩”不同，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的是另一条路子。齐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尊贤上功”。这也可以从其始封国君太公望那里得到最好的解释。关于姜太公出身的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扑朔迷离，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姜太公的出身的问题就有三种说法。但无论如何，太公在辅助讨伐商纣的事业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确凿无疑。《史记·齐太公世家》记之，周文王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为多。”通过出谋划策赢得军功受到奖睐，最终受封于齐地的姜尚，自然无法和血缘浓厚的周公相比拟，由此主张“尊贤上功”的邦治之策也是顺理成章。同时与“尊贤上功”互为配合，姜尚从当地“商工”、“渔盐”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因俗简礼”的改革。《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修道术，尊贤士，赏有功”，注意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齐地原有的较高的经济水平下,产生了齐国的“涣涣乎大国之风”的灿烂文化。商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侈靡之风也日益流行。《汉书·地理志》就记载着齐地：“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奢侈生活情况。后来经过管仲等人改革,齐国的实力更趋强盛，开始走上称霸的道路。齐国的强盛表现在学术文化方面,则孕育出战国初期“百家争鸣”的稷下学派。它使先秦时期的文化中心由鲁都曲阜转移到齐都临淄,齐文化的发展亦由此而达到高潮。相比鲁文化而言，齐文化较为浮华奢侈,注重对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不拘于传统。《史记》中如是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逐鱼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综上所述，齐文化讲究富国强兵、发展经济、因俗简礼,讲究延揽人才、开放言论、不拘一格的种种特点都十分鲜明。三、齐鲁文化的特色齐鲁文化是在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却不是两种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的融会贯通，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实体。换言之,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分别形成的同时,两者有所碰撞汇合,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结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系，极大地包容性和融合力，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这其中既有友好会盟又有以战争为手段的暴力交流,也有民间及学者之间的非暴力交流。例如：《左传·隐公六年》、《左传·隐公七年》记载的两次齐鲁两国的会盟；齐国以农商并举,工商业尤号称发达,这对鲁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春秋时期“陶朱公”范蠡和计然的经商理论,以及孔子弟子子贡的经商实践,可说是这一影响在齐国的扩展和实现。与此同时,鲁国的礼乐制度对齐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的齐国名相晏婴就推崇以礼治国,并力图以此矫正自管仲发展商业以来遗留下来的侈靡浮华的社会风气。特别是稷下学派的兴起之后,几促成了两地文化空前规模的大交流,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和孟子就都曾到下讲学。这表明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价值取向,到战国时已透露出一体化的端倪。齐文化与鲁文化在经历了从西周到春秋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冲撞、融汇之后,终于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齐鲁文化。关于齐鲁文化的特色，学界争论较多。但若放开视野，比较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诸如“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秦晋文化”、“荆楚文化”等文化的区别，那毫无疑问，齐鲁文化中所体现的以下文化特色，是其他类型文化无法企及的。（一）、齐鲁文化具有和而不同的和合特色齐鲁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文化。从它本身包含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文化既可以体现出来。儒家思想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墨子则批判天下不相和的原因在于：“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希望能在促使天下和谐方面有作为。管子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之能谐,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和合的思想精神使得齐鲁文化在自身随时代发展的同时，也能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处并相互借鉴，兼收并蓄。这也是齐鲁文化为何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二）、齐鲁文化具有浓厚的礼乐文化特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隔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未也，勤而不怨矣。”季札到鲁国访问,要求观赏周乐。因为鲁国保存周礼最多,传承三代乐舞,礼乐文明最为发达,季札来自偏远吴国,所以请求观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齐鲁文化一大组成部分的鲁文化中，礼乐文化特色非常浓厚，引异邦人远道而来景仰之。而鲁昭公即位时,晋侯派韩宣子来聘,宣子在鲁国观书,见易象春秋,也曾赞叹周礼尽在于鲁。至齐鲁文化孕育出以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齐鲁文化中的礼乐文化特色显现的更为突出。在《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不仅宣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以礼乐提高个人修养的方式，也提出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