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导论-(5)

第五讲西方的传统：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罗马教会非常有势力。教会自成体系，在宗教、政治、司法和道德、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到了近代前期，教会已经处于危机之中。造成教会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会的世俗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十字军的负面影响十字军运动对于教会的组织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得天主教罗马教会的声望大受影响。１２世纪时，西欧十字军对于异教徒的讨伐曾被教会广泛宣传，为教会赢得许多声誉。但是到了１３、１４世纪，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节节失败，巴勒斯坦等基督教圣地降服于穆斯林。教皇呼吁各国君主重兴十字军，但没有成功。事实上十字军已经变质，如第四次十字军并不攻击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教徒，而是攻击拜占庭的帝国的正统派基督徒。十字军一般都由世俗的君主和意大利商人来领导，目的不在增加上帝的光荣、扩张基督教的势力，而是在发展国家的威力，促进个城市的贸易罢了。十字军的这种变质，还表现在十字军被用来攻击在欧洲的基督教异端。十字军曾被用来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宗教派别，又屡次用来攻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其他基督教的君主，这使许多良好的基督徒都觉得教皇在利用十字军为自己谋取利益和世俗权力。他们不愿再服从教廷的命令和需要了。人们十分惊奇为什么教皇要鼓动基督徒杀戳基督徒，并且给杀戳者和以前杀戳不信奉基督教者同样的报酬。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表明十字军运动走向衰败。教皇庇护二世曾就欧洲没有能力讨伐土耳其人一事，发表坦率的谈话：“这里既没有尊敬也没有服从。‘教皇’和‘皇帝’都成了空洞的头衔。每个城市有自己的首领，还有数不清的家族和君主。如何能够说服这些基督教王国的国王们去组成一支军队，并服从于统一的原则？如果你传话给他们，国王也都召集军队，你又能相信谁能担当统帅之职？这支军队的秩序会如何？会有什么军事纪律？要服从什么？谁来照管这群混合的羊？谁能够搞得清楚各种不同的地方语言？谁能够把他们的不同习惯加以统一？怎么能使英国人热爱法国人？谁能把热内亚人和阿拉贡人联合起来？谁能把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统一起来？如果你率领一支小部队去抗击土耳其人，你必是必败无疑，如果是一个大部队，不久就会疑心四起。每个地方都处在困难之中。①教会世俗化教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会的世俗化。教会为了维持它的庞大的机构，在经济方面开始滥征捐税，深深卷入世俗社会的经济活动之中。因为十字军的缘故，教皇政府加重了对基督徒的征税。教会的财政收入最初是完全是靠教徒自愿捐献的。对于参加十字军的人，给予特别赦免罪恶。现在，对没有参加十字军的人，只要他肯向教皇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也能够得到罪恶赦免。什一税起先是非常规性的，主要用于十字军的费用。后来教会以《圣经》中的有关章节为依据，开始把什一税当做常规税来征收。什一税成为维持教廷开支的一项主要收入。从罗马时代开始，教会就开始接受信徒捐送的土产，中世纪时，教会的土地增加很多。至１６世纪时，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已是巨额。教皇养成一种挥霍的习惯，不能不用大宗的财产来维持在欧洲的权势。教皇们因此发明许多新的敛钱的方法：如在教皇国的地产上收取地租，出卖神父职位和其他各种圣职，接收各种礼物，收取法庭审理费等。教皇利奥十世要在罗马建造圣·彼得大教堂，于是又在各处出售赎罪券，这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马丁·路德的强烈抗议。他们在罗马举行巨大的宗教仪式，收取巨额钱财。教廷规定每一个主教就职以后的第一年里，应把所辖教区收入的款项全部上缴罗马教廷。有几个教皇甚至把若干教区虚悬起来，并不委任主教，以便吸取那里的人们缴到政府的税收，期限在一年以上。虚浮不实的人们时常升任要职，充当主教，或教会法院的职员，政府自己也因为殉私，任用私人，以至后果不堪设想。贵族和城市的上层人物都希望控制教会神职来获得土地和收入，为自己谋得利益。贵族和城市贵族争夺教会神父的职位，以此来控制一个地方上的教区，获得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主管一个教区的神父一职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人们却不愿去当无利可图的传教师。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最基层的教会渐渐趋于瘫痪。这种空缺使民间宗教得以发展。教廷驻地罗马城的修建可以说明教会世俗化的程度。罗马本身虽然也有一些农业生产，但不是商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中心，而是一个消费中心。教皇治下的罗马城只是教皇的统治中心，教会行政体系在这里特别发达。各种机构从各国征取金钱，形成教廷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钱财常被教皇用来修建罗马城。在阿维农之囚和大分裂时期，城市迅速衰败。当教皇回到罗马时，他发现罗马如此衰败，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城市。房屋颤颤抖抖，寺院被毁坏，街道上空无一人。教皇于是制订计划修复罗马。教皇把从各地征得来的钱财用于罗马再造上，并且发明了种种新的敛钱的办法。他们在罗马建造各种雕塑，以此来恢复罗马的光荣。教皇并且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成为罗马文艺复兴运动的援助者。这些活动，在以后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改革家们视为经济剥削和世俗主义来加以批判。各种建筑和宫廷的装饰华丽无比，为此一些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１２世纪，完成一件艺术品的报酬只有３８弗洛林，而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提香的开价是２０００弗洛林。教皇的世俗化也体现在政治方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１４９２－１５０３）化费巨资帮助其子博尔吉亚公爵装备军队，而公爵希望建立起博尔吉亚家族的统治，并控制教皇国。教皇朱丽二世（１５０３－１５１３）曾亲自率领军队同威尼斯和法国人打仗。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们如利奥十世（１５１３－１５２２）和克莱门德七世（１５２３－１５３４）把教会的钱财用于自己家族在佛洛伦萨的利益斗争之中。在司法问题上，通过公证人和教会法庭,教会干涉了世俗社会的司法事务。如在斯特拉斯堡，教会法庭可以不通过世俗司法机构直接传讯人民。所有这些同世俗的君主们发生尖锐矛盾，中世纪后期起，英国、法国、德国、波希米亚爆发出反对教皇的运动，运动反对教皇的专横，要求建立民族化的教会。世俗化的教会同世俗贵族、城市处在激烈竞争之中，矛盾尖锐。在１４世纪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曾与法王菲利普四世互争征税和财政，胜利属于法王。自卜尼法斯八世以后，教皇的“教皇帝国”梦幻被打破，基督徒和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反对高于国家主权之上“教皇帝国”存在。一些著名思想家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马西格利奥（Ｍａｒｓｉｇｌｉｏ）等提出教会应该是纯粹精神和道德的宗教组织，教皇和教会的官吏，都无权干涉世俗政治，也无权干预纯属其他政治领域和民间的各种事项。这种思想在基督徒和民众之间一天天深入人心。虽然没有削弱教会在宗教方面的势力，但削弱了它在政治方面的势力。各国的君主们都竭力支持这种新的教会理论。罗马教廷的世俗化使自己无法进行宗教改革。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它不能不日益世俗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违背《圣经》的原则，否认基督教本质是精神的，非物质性的。这两者间的深刻矛盾，使人们对教会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具体表现为基督教信仰危机。僧侣的分化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奉行等级制原则。１０３０年封建制度在法国北部建立时，两个法国的主教首次提出“三种人公式”，把人分为“祈祷的、作工的和打战的三种。僧侣、贵族、农民三等级说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这都是欧洲法律、等级和不平等的基础。这种封建等级到了１５、１６世纪开始瓦解，三个等级内，僧俗两界的关系变得模糊；贵族的职业、特权、世袭、身份、地位不再肯定；农民中间也出现巨大分化。三个等级之外，新产生了资产阶级、绅士阶层、工人和穷人。简言之，１５、１６世纪是封建等级制度瓦解之时，等级原则开始为近代社会的阶级原则所取代。僧侣的变化，可以用“僧侣的社会”向“社会中的僧侣”一语来概括。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待１５、１６世纪的西欧，就能明显感到宗教改革以后的西欧，社会的主要支柱中已经没有僧侣的位置。封建社会这根重要支柱是在１５００年后逐渐倾斜的，经宗教改革运动，到了１６世纪末，终于倒塌。僧侣作为等级已经无足轻重。虽然仍有许多僧侣（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僧侣选侯、路德派的重要领袖）在社会上担任重任，但是作为一个等级来说，僧侣已经不再重要。当时贵族的看法可以用德国诸侯阿尔弗雷德·威迪希格拉茨（Ａｌｆｒｅｄ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ｅｔｚ）的话来概括，他说：“男爵以上才能算人。”①在德语世界中，宗教改革真正触动僧侣结构的地区不满１／３。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展，要到１６５０年才有触动。在德国的天主教地区，社会流动仍然存在。在西欧的各个地区，普遍趋势是僧侣作为一个整体的状况不再存在，僧侣中分化为僧侣贵族的僧侣平民，后者中的一部分人并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以他们的教育文化上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宗教改革前后，僧侣地位的显著变化，导致僧俗两界界线的模糊。据弗兰西斯·拉普（ＦｒａｃｉｓＲａｐｐ）的著作《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１９７４），１４５０－１５２５年间教会改革的失败的根源，在于僧侣的结构变化。教会不能进行自我改革，并不是因为僧侣缺乏道德和改革的愿望，而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束缚了僧侣进行改革。束缚的链子主要来自牧师的薪俸制度和教会的财产，使得教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工作，贵族和城市贵族都希望加入教会，以便控制教会的土地、收入、积累资本为自己谋取发展。贵族和城市贵族对教会的渗透使得教会经济的商品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和教会在丰收之年低价收购粮食，在荒年之中高价抛出。用这种办法，教会度过了１４世纪农业危机的打击，并且在１４６０年以后，成为农民永久性的债主。在主教的驻地，出入的是公证人。法官，涉及教会的案件从不通过世俗法庭来审理。斯特拉斯堡的历代主教们不想进行教会改革，因为这个经济体系和司法制度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收入，也提高教会的世俗权力。宗教改革前的教会，包括男女隐修院，因此成为城市和乡村贵族的竞争对手。土地贵族和城市贵族让自己的儿女受教育，让他们进入教会成为高级僧侣。这种经济的制度和城乡贵族对教育的热心又导致教育的发展，使得斯特拉斯堡也成为人文主义者活动的中心。人文主义因此也带着保守的烙印，不仅不支持教会宗教改革，实际上在维护“旧的”教会体制。许多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都成为高级僧侣（有薪俸的教区神父），很少是布道的牧师。只有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的人们，或者说是受这个体制所剥削的人们，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开展了反对教会的运动。在南部德国，他们的影响甚大，形成以后“鞋会起义”和德国农民战争的社会基础。农民和平民的运动具有革命的性质，他们要求推翻旧的封建教会制度。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以及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伟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僧侣缺乏宗教改革的愿望。实际上，这个时期僧侣的道德性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并不低于以前的僧侣。把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归结为僧侣的腐败只是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解释。学者们最近的一种新的认识是：正式教会的新的剥削措施和教会的商品化、世俗化激化了下等僧侣和高级僧侣、平民百姓和罗马教会的矛盾。１４世纪教会应付农业危机的新办法，使得教会败坏了格利哥利教会改革的原则，而这种教会贵族化、商品化、世俗化的行为，正为１６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改革前提。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后，出现了新教的教会。对新教僧侣的研究集中在他们同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上。新教改革家失去人们支持的时间约是１５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更多的说法是１５２５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家和人民之间分道扬镳的开始。改革家和人民大众分裂的真正背景是人民群众的经济要求、政治要求无法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来完成。改革家从反对罗马教会开始，最后同贵族进行联盟。他们之间的分裂，实质是贵族和人民的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新教改革派僧侣与人文主义者的关系也是新近开辟的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都过于强调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企图证明人文主义者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新的解释发现两个运动之间联系甚少，城市中无法找到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之间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那种联系。把两个运动对立起来的说法未免太过，但宗教改革运动的僧侣们确实是自有体系，他们的改革目标也同人文主义者不同。在教育问题上，许多改革家都是受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