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帕特南的思想

帕特南从政治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帕特南是西方著名的政治学家,他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为分析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较为深刻和新颖的视角,从而在西方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人政治学研究中，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帕特南在《让民主的政治运转起来》中提出公民参与网络。认为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一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加强。这种公民精神及公民参与所体现的就是社会资本。在帕特南那里，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的甚至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财产。帕特南强调，如果认识到社会资本是重要的，那么它的重心不应该放在增加个人的机会上，而必须把注意力放在社群发展上，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留下空间。1、帕特南民主思想的古典传统在帕特南看来民主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制度设计。作为制度设计的民主往往只是追求程序正义、机会的平等而忽视机会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这样民主就容易蜕变为一种工具,从而使自由与民主分离甚至导致民主与自由的对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有着较为深刻的论述,罗伯特..达尔也通过考察美国社会结构而提出,正是美国的均衡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性,而非仅仅由于人为地合理的设计。帕特南正是看到了民主制度建立的复杂的社会性,从而把民主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整个社会的环境中来考察民主政治各种变量因素的互动关系。首先,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方式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但历史并不必然实现独一无二的、有效率的均衡。其次,制度及其演变的历史也可以改变既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正式的政治生活方式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历史互动决定了现有民主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绩效。公民性和社会资本的理论假设及其内在关联。公民共同体及其共同体精神是帕特南的一个重要假设,他承续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不再歌颂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个体权利,而是主张以他人的条件为我们自己的条件,把我们的共同体视为与我们自己一体。即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恰当地来理解自我利益。关注有远见的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务的投入是公民美德关键标志。衡量共同体精神有四个标志:第一,公民的参与。公民共同体的公民身份首先是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来标示的。&公共领域不被认为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战场,而是要追求更广大的共同利益,在以共同体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恰当的处理好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关系。因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持续的追求和认同共同的善,只有在追求共同的善中才能实现自我的特殊性,实现在共同体中个体的独特性充分的展现于公共整体的善的有机统一。第二,政治平等。公民共同体里的公民身份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公民之间是作为平等的人发生互动,他们联结纽带是互惠互利与合作横向关系,领导人%必须是,以及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对他们同胞公民负责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是互惠互利的平等原则和自治的形态。第三,团结、信任和宽容。公民团体的公民引起有一个共同的集体目标作为人生的任务,从而使他们团结起来,互相信任和尊重。尽管他们对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冲突,但友谊和义务是占第一位的。因而对他人观点宽容和尊重是维系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友谊在这里不再仅仅是私人者间的关系,而是人际间必不可少的义务。帕特南在这里引用沃尔泽的观点认为友谊的含义在共同体中应与亚里斯多德的友谊相近才是理想的道德要求。当利己的交易建立在私人间的信任的基础上时,就减少了机会主义和投机行为对共同体的危害。第四,社团:合作的社会结构。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上才能得到体现和加强。社团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内部(效应,而且他们对更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外部效应。从内部效应来看社团培养了成员合作、团结和分担责任的意识,并增强他们对社会的信任感,政治更成熟,更多的参与意识。当个人属于有着多元目标和多样化成员的.横向(组织时,他们的态度将因为组织内的互动和交互压力而变得温和起来。从外部效应上看,大量的二级团体组成的网络增进了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从而增进了有效的社会合作,增进民主制度的制度绩效。这四个标志是衡量共同体精神的主要体现,公民性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四个指标的综合。因而公民性程度的高低就是社会资本有效性和积累程度的反映,也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决定性变量。社会资本就是共同体精神的综合,指共同体内的信任、规范网络,一定程度上与公民性是重合的。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帕特南把民主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涵和价值判断:首先,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行效果与社会资本积累程度即公民性程度有着紧密的关联,民主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既定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要求和反映。它的运行实际上是与既定社会生活方式的互动。其次,他追求的理想民主制度体现了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理性主义的结合。共同体的自治精神实际上是在主张维系共同体的秩序主要不在于自上而下强制性的权力,而在于共同体内部的道德自律、义务的承担、宽容和协作精神的自我调节。平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机会平等,而是古典政治共同体中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尊重。尤其在友谊的含义上更是体现了古典共和主义的色彩,友谊不再是纯粹的私人间的交往关系,而是共同体成员间相互承担的为实现共同的善的义务。帕特南强调指出友谊的理想状态的内涵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友谊,而亚里斯多德的友谊是古希腊生活中重要的德性之一。当然帕特南的民主思想也包含了现代理性主义对共和主义的改造,如在共同体的自治中他把共同体成员预设为有理性并受利益驱动的个体并引进了互惠原则,因而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追求共同的集体目标的同时,他们的个体和私人冲突不再是古典政治中的个体独特性差异和对共同体目标认识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个体追求自身物质利益而造成的。但帕特南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思想的异质性,古典共和主义(古希腊意义上的)理性是现实政治生活存在的秩序,是理念在现实中的展现,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显示存在的内容。而现代理性则是人或主体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和工具,它是认识论意义上,创造和揭示现实世界的工具。因而他把古典民主制度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想和最高目标,但又在现代理性主义立场上来认识和分析民主政治的发展,二者之间的悖论是无法克服的。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又必须引入现代主义理性,因为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改造和完善新制度主义方法,弥补新制度主义注重制度设计而忽视具体社会环境控制及社会生活方式对制度绩效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缺陷。但他的立场仍然接受了新制度主义的现代理性主义这一前提。2、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运用正是在对上述民主古典意义上的理解基础上,帕特南引进了新制度主义的方法并加以改造:他首先认同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关于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源的分配,并能建立一套新的行为规范影响个人和集团在已有制度内外的行为方式这一论断。但他认为这不是绝对的,制度的变革并不总是改变政治的模式。制度理论家们缺乏可以控制的环境,因而不能对改变规则产生的影响进行试制的评估。即纯粹的制度设计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环境,其预期的制度绩效不一定能够实现。要考虑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他引进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即公民性程度作为制度绩效的另一个变量。据此,帕特南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民主的方法:一是制度作为自变量,看制度变迁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设立社会资本概念,其含义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把社会资本的内在规则的差异和变化(即衡量公民性程度的标准)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它对制度变革和绩效的影响;三是运用博弈理论来社会资本内在的运行规则、机制和体现的精神,从而来判断公民性的程度。他首先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以意大利作为案例来考察制度创新对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改造。意大利在改革之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通过地方政治精英的长期历史斗争终于取得了进行地方分权的政治改革。这种分权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体现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政治制度的自治可以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力量的自身利益和价值来衡量。新制度的建立会改变政治力量和利益的分配,从而改变既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甚至是生活方式。即领导人创造制度,随后是制度重新朔造领导人和政治文化。在意大利主要表现在地方自治的独立性在新制度建立和推动下得到加强,具体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随着新制度的建立和进一步深入运行,中央权力下放,地方独立性增强,中央与地方不再是互相抱怨和斗争的零和博弈,而是进行协商式的谈判。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二者的冲突减少,方式也变得温和,当地区制度的局限性开始显露之后,地方对中央的宏观协调的必要性产生了依赖,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需求依旧存在。他们不再是零和的博弈关系,相反而是依赖共存关系。从而改变了在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垂直等级结构造成的紧张,建立了一种互惠共存的合作关系。第二,党政关系上。政党的地位开始下降,行政地位上升。新制度的领导人越来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党中央路线与地区的需要相冲突时,地区政治家变得与党中央路线有距离,在帕特南的调查中显示了%人们的观点是如何猛然倒向从中央党组织的指令下赢得更多独立性:1970年初当地全国性纪律的支持者是其批评者的两倍多,1989年批评者是支持者的四倍多。在选举行为上选举的行动纲领中候选人个人身份的重要性明显增强,而党的身份及党的全国纲领的重要性减弱。第三,党派关系上。党在意识形态上由从前的两极分化、极端对立转向温和与共存。意识形态的距离缩小,跨党的宽容大大增强,在调查中显示所有的党都有一个互相容忍度不断加大的稳定趋势。党派之间由从前的极端对立的关系转变为竞争共存的伙伴关系。即使如此,在实践中,仍有与纯粹的制度设计理论相反的现象,在意大利,制度设计在全国都一致性的推行开来,但不同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地区其制度绩效却有非常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南北地区的差异上,这种差异恐怕是新制度主义无法解释的。为了寻求差异的内在原因,帕特南首先考察南北地区传统制度差异和它们不同的演变历史,看制度的演变对共同体精神的改造和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制度的演变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同体精神的变迁,但从横向的现时代来看,既定的社会共同体精神又决定了既定的自治制度绩效,而且这一决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为了证实他的这一结论,他用公民性程度来作为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的判断标准,也就是当共同体中信任、规范网络越接近理想状况,公民性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累积程度也越高。在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南北社会资本累积程度时,帕特南发现因为南方公民性程度低,因而它的制度绩效也就愈低;而北方公民性程度高,因而它们的制度绩效愈高。帕特南基于此得出结论:民主制度制定、运行的好坏主要决定于社会资本累积程度的高低。因而在政治学方法上,制度及其演变的历史对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对制度的建设和运行也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制度和社会资本在历史过程中的互动才会产生我们既定的社会共同体。理解一个特定的社会及其政治改革包括制度运作情况,都应该从它特定的社会资本和特定的制度互动中来认识。当帕特南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来考察时,只考察了制度史的演变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却没有考察社会资本自身的演变史对制度的塑造。制度从根本性意义上讲是既定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或正式的法律形式,它实际上与社会资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社会系统意义上,它就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而把制度单独表述并作为影响社会系统的惟一解释变量,容易走向制度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一样犯了单一化的错误。路径依赖并不是仅仅对制度史依赖,恰恰相反,制度创新及运作应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史的依赖。因而制度创新及其绩效使社会资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