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

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奠定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第二次研究高潮是恢复性的，促进了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研究者只有提高理论素质，突破历史、教育学科界限，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高潮；史学理论从甲骨文对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记载开始，中国教育史学便开始漫长的孕育时期。由于中国教育一直依附于政治，未出现学科专业分化，教育史学一直未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19世纪后半叶，随着近代西方学科分类方法的传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新式学堂中有了专门的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教育学科才呼之而出。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为满足1904《癸卯学制》中“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的需要，一大批传统学人，在新史学思潮启迪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开始第一次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1901年，史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并陆续发表有关教育史、学术史的论文，开学人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先河。1910年湖北学使黄冯箕提出设想、后由两江师范学堂课务柳诒徵著成的《中国教育史》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最终确立。从1904年至今，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百年以来人们在对中国教育史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历史研究本身历史、即中国教育史学史的关注。中国教育史学史发展的近百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回顾近百年以来这一学科研究高潮的特点对于今天教育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一、民国时期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及特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时期从1904《癸卯学制》颁布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在这段时间中，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发展、兴盛到停滞的过程，并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后，王朝更迭的政治动荡开始折射于中国学术界。中国教育史研究除继续翻译日本著作外，开始学习美国，出现了以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研革史》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史专著。民国《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上海商务印书局、中华书局竞相出版师范学校教育史课本，教育史研究初次形成热点。这为1920年到1937年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次研究高潮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被梁启超称之为“全民族人格觉醒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全面觉醒、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得益于时代熏陶，中国教育史学科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简单模仿日本和欧美教育史研究的模式，开始在学理上走向成熟，其中不少研究成果时隔半个世纪依旧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以民国第二次学制改革为契机，研究者迎来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这—高潮酝酿于20年代前半期，20年代后半期大量成果开始出现。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记载，仅各类出版著作即达60部以上，其中既有教材亦有专著，既包括通史，也有编年和史料研究；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西方教育科学和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著均有发表。总体来看，中国教育史理论的提出、教育史资料的整理、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是这—时期的显著特点。而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界社会史论战在教育史学界引起的震荡、对中国近代教育70年历史、30年新学制发展的反思无不刺激着研究者敏感的神经，时代感与忧患意识成为了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另一鲜明特点。“欲通今则必先知古”，陈宝泉的《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是有感于“切合国情之新教育一时无由而发的”，而陈启天的《中国新教育思潮小史》则认为“一种新教育必有一种新思潮为之先导与后盾，应注意教育变迁，更应注意思潮”。面对现实，从传统入手探索现实教育发展的出路，这一特点是此前中国教育史研究所没有的。教育通史究始终是衡量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凤喈著的《中国教育史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通史著作。该书自中国教育起源起、止于当代，以教育制度及教育学说为主要研究内容。由陈青之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另外，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也为此时之代表作。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的开创标志着教育史研究的深入，30年代后始有著述出版。在古代教育史方面有毛邦伟著的《中国教育史》、陈东原著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而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和为数不少的近代教育专史论文，则使中国近代成为教育史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舒新城。出于强烈的时代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成为教育界的自觉意识，涌现出了积累教育史资料的大量著述，一些教育杂志也经常编辑若干年教育回顾之专刊。如《申报》编辑的《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35周年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都把教育史资料的整理放在当前问题的关注上。从1925年起，舒新城以10年的研究对中国近代60年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为目的，从收集整理近代教育史资料入手，写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汇编》、《中华民国之教育》两书，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教育史史料学。在书中，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近代留学教育、近代教育思想史都进行了全面探索。他认为中国选择近代教育是被迫的，是表面上学取西学而内地里排斥的结果，走过的道路不算成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使人们知道教育与社会组织的深层关系，启发人们注重传统文化并重建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为代表的学制史；(2)以陈启天《中国新新教育思潮小史》为代表的思想史；(3)以教育行政管理史、书院制度、女子教育、科技教育、地方教育史为专题的专门史研究；(4)教育家思想研究等。此间的教育史面对现实、反思新教育、探索教育出路，不少专著虽显得粗疏，却创下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多个“第一”：第一部近代学制史（陈宝泉），第一部教育行政管理史（薛人仰），第一部女子教育史（程谪凡），第一部书院制度史（盛郎西），其开拓之功难以磨灭。回顾教育史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的特点，从其发展逻辑过程来看，通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专史研究，而独特的社会环境又使这一时期的专史研究带有鲜明时代气息。此间的学者多为大师级人物，不仅具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史根底，而且深受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史学理论之熏陶，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实证主义及分析批判主义的教育史观。舒新城、方与严、姜琦、陈东原、盛郎西都明显的打下了这一烙印。而周予同、杨贤江、陈青之等人则进一步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杨贤江的《教育史ABC》是第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撰写而成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后期到抗战爆发的十余年时间中，广大教育史学者有感于动荡时局而对中国教育史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思索。在近20年探索中，他们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60年和新学制30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绚丽多姿、时隔半世纪后至今仍具有灿烂生命力的代表性成果，基本奠定了中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形成了第一代中国教育史学家群体。这种高潮迭起的研究热情直至抗战爆发才被突然打断中止。从中国有了教育史学科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中国教育史学科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45年时间中，这一学科一度达到辉煌，其中不少研究成果甚至在五十年之后仍显示出理论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史学者，以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为主，始终与近代新教育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批判地分析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成绩，并在史学理论上对诸如教育史学科内容体系、社会功能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关注当前教育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感始终是前45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但也应当指出，先后经历了“五四”时期思想大解放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大论战，中国教育史研究虽有所触动，却未能真正介入并在其思想交锋中受到深层次洗礼。与国内学术大潮若即若离的表现的确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水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当时中国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势头突然停止，并在以后战乱中难竟其业。然而，薪尽火传，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时期培养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成为20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二、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史研究二次高潮的方兴未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教育史学科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历程。在建国后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教育史研究走过了起步、展开、歧路、恢复的四个阶段。中国教育研究的第二高潮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次研究高潮是基于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和建国后引入苏联教育理论基础上的一种艰辛曲折的回复和重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理论主导地位，各个领域都掀起了一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思想运动。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同时，教育界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理论。凯洛夫的《教育学》和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都在教育界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从旧中国走出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大多在这一时期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从1956年文教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兴起，中国教育史研究在暗流中前进，“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势头进一步进入到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1963年，随着教育界对“母爱教育”和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中国教育史研究终于失去环境。官方及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建国后学术研究一开始就纠缠于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文革”的中后期，在“批林批孔”及“反击右倾翻案风”带动下，建国后近二十年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种种偏颇观点最后终于积累爆发，从而演化为“文革”中教育史界的种种偏激及荒诞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