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隋一名词解释三省六部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职，故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亦职为宰相。从唐太宗开始的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议，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中书省和门下省掌管国家政令的草拟和审批。这就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行省制度行省制度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科举制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大索貌阅为了查实应纳税和负担徭役的人口，隋政府下令州县官吏大规模地检查户口，叫做“大索貌阅”。即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核对，检查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如有不实，保长等要办罪。通过检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隋唐检括户口的措施。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隋开皇五年（585），实行大索貌阅，责令州县地方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当面与户籍簿核实。并规定，如户口不实，里正、党正流配远方，奖励百姓互相检举。通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有40万人查实为壮丁，有160万人新编入户籍。大业五年（609）再次大索貌阅，“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史载，当年进丁24.3万人，新附民64.15万人。唐代继承隋法，并进一步制度化。输籍法　隋代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利用这一手段搜刮隐藏户口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劳动人口从而确保政府收入输籍法是隋代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办法。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左仆射高颎鉴于兵役、力役、税收、授田等都与户等有关，而当时户等的划分因长吏怠情，多有不实，于是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规定每年1月5日县令出查，百姓300家到500家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即称“输籍之法”。利用这一方法，将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转为国家编户，通过输籍定样，剥夺许多士族豪门控制的依附民，削弱其经济势力，而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创造了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瓦岗军　　徐世绩建议西上郑、宋(今郑州商丘一带)发展。大业十二年(616年)，王伯当引荐曾参加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李密加入瓦岗军。李密有胆略，多智谋，在他的策划下，瓦岗军很快就壮大起来，并成为中原地区起事军队的主力。及后瓦岗军攻克了荥阳(今河南郑州)诸县，又战死了前来镇压的隋将张须陀，声威大振。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瓦岗军攻克了兴洛仓，并将贮存的大批粮食分给民众。隋留守东都的越王侗急忙派刘长恭、斐仁基兵分两路合击瓦岗军。李密先击破刘军，后又招降了裴仁基。由是李密成了瓦岗军首领，统众至数十万人，几乎控制了河南全境。四月，瓦岗军进逼东都，炀帝遂派王世充坚守之。但这时瓦岗军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李密杀了翟让，并坚持在东都城外与隋军相峙的错误战略。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引兵西归，在洛阳城下与瓦岗军相遇，瓦岗军被宇文化及军和王世充军前后夹击，大败。九月，李密西走，降于唐朝，瓦岗起事军队终于溃散。赵州桥天下闻名的赵州桥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赵县，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建于隋代开皇年间（581－601），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赵州桥是一座弧形单孔石拱桥。桥全长64.4米，拱顶宽9米，两端宽9.6米，跨径37.38米在桥两端的石拱上，辟有两个券洞，这种结构叫敞肩拱，拱矢高7.23米。这些敞开的小拱在减轻桥身的重量同时，又起到减少流水冲力的作用。这在当时是世界桥梁中的首创。千百年来，民间均传说是神仙祖师鲁班修建的，其实，它是出自工匠李春之手。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7日-604年8月13日），(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杨坚，隋朝开国皇帝。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他在位期间成功地统一了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文帝在位期间，隋朝开皇年间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是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的颠峰时期。杨坚是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被尊为“圣人可汗”。二简答隋朝统一的历史条件和意义1，北方农业的恢复，是物质基础。2，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是社会基础3，杨坚的雄才大略4，南朝君臣腐化，军队战斗力低下。5，长年战乱，人民渴望统一。6，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地主阶级上升，隋代表了这一历史潮流隋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隋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打击了魏晋以来南方的士族势力，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加强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并为隋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隋的繁荣正是以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的，也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隋朝均田制的内容公元528年（开皇二年），隋文帝杨坚颁布均田令。隋文帝建国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当年，隋文帝颁布均田令，规定：成年男丁每人受露田80亩，种植五谷，再受永业田20亩；妇人每人受露田40亩，不给永业田；奴婢受田同如常人。永业田不须归还，露田在耕田者死后要归还国家。　　此外，亲王以下至都督，都给永业田，由100顷到40亩以身份高下多寡不同。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又规定：京官、外官均给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以减轻国家负担。一品至五品，毎品以5000亩为差，多者5顷，少者3顷；六品至九品，以50亩为差，到九品为一顷。各级行政机构可耕种一定数额土地，称为公廨（xiè）田，收入可作为办公费用，这也可以节省国家的行政开支。　　均田制施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赋税收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隋简化地方机构的内容和作用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开凿大运河的原因和作用大运河开凿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隋王朝统一南北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南方生产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江浙一带，“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十分繁华。而此时关中和洛阳地区，人口激增，粮食供应感到严重不足。为了加强对南方经济的控制，以及从江南地区向两京运粮，隋王朝乃决定兴建运河。另外，隋王朝是当是世界上的重要大国，国力强盛，内外经济文化交流都很活跃，水运方面尤其需要扩大交通线路，促进贸易往来。当时东都洛阳，商贾云集，停泊在运河里的舟船，数以万计，城里有四百余家客店。运河的通航，对当时国内外的经济交往，无疑会起很大促进作用。此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陈朝的残余势力虽暂时被扑灭，但终隋一朝，南方广大地区始终没有平静过，597年有桂州（今广西桂林）的李光仕起义，600年有熙州（今安徽安庆）的李英林起义。601年又发生潮州等五州相继起兵等。隋炀帝时候，613年也发生过余杭刘元进和吞人朱燮、晋陵管崇的起义。在运河未通前，这些江南起兵常常使隋王朝鞭长莫及，“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从进一步控制南方来讲，隋王朝也需要修建一条运河来及时运兵，镇压当地的反隋活动。当然，也不应排斥隋炀帝开运河，部分为了达到自己优游享乐的目的。他曾久任扬州总管，驻扎江都，颇醉心于六朝豪华，唐人传奇《开河记》说他怀念江都美景，开凿运河，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史籍称隋炀帝是个“靡有定居”的荒唐皇帝，他在位十二年中居京时间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十一年。他曾北至长城，西至张掖，南游江都，每次都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运河建成后，曾三次巡游江，浩浩荡荡的队伍乘龙舟等各种船达五千余艘，“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旌旗蔽野”，“照耀川陆”，沿途居民献食，“极水陆珍奇”。这样大的排场和极度的奢费，是和隋炀帝一贯醉心于享乐生活的其他行动，相一致的。大运河的作用隋大运河的开凿，对当时和后代都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唐人皮日休的《汴河铭》曾充分估计这条河的经济价值：“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即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首先，大运河解决了长安、洛阳两个地区的粮食问题。唐人杜佑曾指出，通济渠“开引黄河水，以通江淮漕运”。隋王朝的两京，因此而大大富足起来，史称在长安的太仓及附近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东都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唐朝以后，运河漕运愈显重要，宋人吕祖谦说：“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北宋把首都定在开封，运河地位也十分重要，当时有“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之说。据统计，北宋真宗、仁宗二朝，每年通过运河运到东京的米，曾达到八百万石。其次，自隋唐以后，沿运河两岸，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