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读完《异类》

十分钟读完《异类》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出生于英格兰，是牙买加人的后裔,在加拿大长大，现居纽约市。被《快公司》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曾是《华盛顿邮报》商务科学专栏作家，目前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品《引爆点》、《异类》、《眨眼之间》均创造了书市神话。《纽约时报》更是把格拉德威尔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称为“格拉德威尔效应”（GladwellEffect）。推荐语在《异类》这本书中，作者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那些最终变的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因此，只关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探究他们从哪里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则流于平庸。前言意大利罗塞托人移民美国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均发生了改变，仍然能保持健康长寿，并自然死亡（而很多美国人是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调查者最终认识到，孤立的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应该超越个体寻找原因——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追踪其家族渊源。本书也是通过上述途径（即超越个体），去解开成功的奥秘。第一部分：机遇马太效应与10000小时法则心理学家巴恩斯利，通过对加拿大最优秀的世界级冰球队员生日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了存在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统一规律：40%的冰球队员生于1-3月，30%生于4-6月，20%生于7-9月，只有10%生于10-12月。这不是星座的守护神在发挥作用，真正的原因是：加拿大冰球按年龄分组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在青少年时期，一个1月1日出生的选手，要比出生在最后几个月的选手在生理上要成熟很多。全明星阵容的队员挑选条件就是，选手要在体格和肌肉协调性方面具有天赋，而1月出生的选手因为年长几个月，占尽了生理发育的优势。这一现象在欧洲足球球员的生日规律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国际足联以8月1日作为年龄分组日，所以在最近一次世界青年锦标赛中，参赛队员有135名出生于8月之后的三个月，而只有22人出生在5月、6月和7月。由于我们过于相信成功是个人的事情，而忽略了选拔人才的方式与个人成才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在选拔人才时，社会过早地将一部分人划入失败者行列，阻碍了这些人成才，也损失了很多造就天才的机会。天才论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展开了研究。他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更优秀。一个人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10000小时。所以，莫扎特根本算不上天才，他前期的作品是在其他作曲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完全出自莫扎特之手，并被奉为他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第九号钢琴协奏曲》，是在他21岁时创作的。音乐批评家哈罗德认为莫扎特其实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经历了整整20年作曲生涯，才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现在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前面讲到的冰球和足球队员“生日偏斜现象”，你以为肯定有些运动天才出生于下半年，他们凭着自己的天赋最终也可以进入顶级队伍。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种生日偏斜分布主要是以下3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筛选、分组、区别训练。加拿大人在球员年纪尚小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筛选，进而优胜劣汰，将“天才”和“非天才”分组，给予“天才组”强化训练。而“非天才组”则因为没有得到强化训练，他们很难达到10000小时的训练时间，从而无法在职业青年队选拔的时候入围。最终，在以上3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生日靠近“年龄分组日”的球员获得了巨大优势。社会学家罗伯特援引《马太福音》，把这种现象叫做“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其实，除了足球和冰球球员选拔，这种不公平现象广泛存在与很多领域，例如教育领域等。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我们这个时代电脑科技变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在硅谷的名声不亚于比尔·盖茨。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从二年级开始每天8-10小时学习编程，到了伯克利后第一年更是没日没夜的编程。算一下时间：所以，大概......10000小时吧.他最后说道。从甲壳虫乐队组建到公认的他们最伟大的作品《甲壳虫乐队》发行，正好10年。1960年，甲壳虫乐队还是支高中摇滚乐队，他们获得了一个到德国汉堡演出的机会，这个机会改变了他们。汉堡对甲壳虫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每周七天每天8小时。1960年-1962年，他们一共表演了1200场，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来看看比尔·盖茨的成长历程。1968年，才上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开始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编程，从这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转移到了机房。从八年级到中学毕业的5年，也是盖茨自己创建公司之前的“汉堡之旅”。时势造成功现在，我们看看除了一万小时之外，我们还忽略了天才们哪些成功的细节。先回比尔·乔伊的故事：比尔学习编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电脑编程必须使用键盘打孔机打在打孔卡上。程序员需要带着打好的卡交给电脑操作员，通常需要等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成为程序专家都很难。密歇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批实现电脑分时系统的高等学府（打孔卡编程和分时编程的区别，就像通过写信下象棋和即时下象棋一样），这对于1971年进入密歇根大学的乔伊是个机遇。他本来只对数学和工程学感兴趣，但当他大一接触并爱上编程以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幸运地置身于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只要想要编程就有电脑可供使用的大学之中。甲壳虫乐队：当时有位酒吧老板打算邀请乐队去汉堡的每个酒吧演出，一开始他去伦敦发掘乐队，恰好认识了一位因意外来到伦敦的利物浦商人，这位商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乐队，其中之一就有甲壳虫乐队。比尔·盖茨：1968年世界上还没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而恰好此时盖茨转入此校；学校经费用完，恰好有位家长开的公司为了交换资源，可以免费为学校提供一些上机时间；这家公司倒闭后，恰好有一家需要雇佣学生编写软件的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上网；盖茨因为偷上机密码被公司开除后，恰好找到离他家很近的华盛顿大学有一台免费电脑可以在夜间凌晨使用；恰好TRW公司与盖茨原来工作的公司联系，才能在需要人才的时候找到盖茨。盖茨自己也说：“我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的积累。”现在，我们把冰球明星、比尔·乔伊、甲壳虫乐队、比尔·盖茨的故事串起来，我们便能拼出通向成功更加完整的路径。他们无疑都深具天赋，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的机遇。作者对当今世界排名前75的富翁以及电脑巨人的出生年份，进行了统计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在面对机遇的时候，你的年龄很重要，不能太大，也不太小。“特曼人”与令人心碎的天才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开始有计划地寻找那些智商在140-200之间的天才少年，这些少年被称为“特曼人”。在随后的岁月里，特曼坚守职责地跟踪、测试、测量、分析“特曼人”的人生经历。事实证明，特曼错了，智商在现实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特曼人”成年以后没有一个诺奖得主，只是有几个稍稍取得成功，但大部分的职业非常普通，还有一个人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也算是完全失败的。特曼当年也测试过两个小学生，就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和刘易斯·阿尔瓦雷斯。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足够高，身高超过职业队的门槛就可以了。同样，智力门槛也同样存在。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智商超过120分，此时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在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诺奖得主都毕业于顶级名校，他们也有一些来自像乔治敦大学这样很一般的学校。可能哈佛大学的学生在智商测试的绝对值上会高于乔治敦大学，但是两所学校的学生同样聪明，他们都机会获得诺奖。因为，诺奖获得还跟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发散性思维。而通过测试发现：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就比智商相对低的人有更发散的思维。作者对比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克里斯托弗·兰根，智商195，远高于爱因斯坦的150，有超强的记忆力，从小就对数学哲学感兴趣，却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最终未能在学术界发表任何著作；另一个是奥本海默，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两个年轻的学生，在各自的大学生活中都陷入了麻烦。兰根错过了为自己申请奖学金的最后期限，奥本海默企图毒死自己的导师。他们想继续学业都必须与校方协商。结局却是兰根放弃了学业。他们两人同属天才，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却有天壤之别。奥本海默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能让他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能让他带着这样的前科去应聘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工作。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特别的悟性，而兰根却没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称之为“实践智力”：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的东西的知识。兰根就是具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阶级优越性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的研究，可以说明人与人之间实践智力差别的原因。拉里奥认为，这种差别来源于阶级优势。富裕家境的孩子从小就被言传身教地灌输“权利意识”，被鼓励去实践成人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而这种意识能使他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展示出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奥本海默从小在曼哈顿富人区长大，父亲是商人，母亲是画家。作为对照，兰根的生活贫乏无味，继父酗酒成性，父母从没有教过他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再看看不同的“特曼人”之间的成就不一样的原因。特曼经过各种观察研究，最终发现，了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弗洛姆的启示——成功不是随机事件乔·弗洛姆是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又是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但是，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已经知道，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走向成功，他们总是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的产物。20世纪四五十年代，保守的纽约法律事务所招聘的人员一定要有着“体面的社会背景”、良好的工作能力、良好的个性品格。所以，即便弗洛姆能力超强，出身名校也被拒之门外。那些老派的的大事务所对于所接的工作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不接公司间的恶意收购。所以，那些打收购官司的人只好找弗洛姆这种有实力却在二流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70年代，市场趋向国际化，收购诉讼变得炙手可热。那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呢？就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20几年经验的弗洛姆，他早就积累够了10000小时。弗洛姆的父母是移民，为了糊口，做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服装生意。正好赶上当时的服装业蓬勃发展，需要他们熟练的手工技术，这一机遇给弗洛姆的父母带来了成功。父母在从事这种有意义的工作的同时，将自主、付出就有回报这样的理念传递给弗洛姆。弗洛姆的经历乍看上去没什么优势可言——他是犹太移民，父母是贫困的服装厂工人，一家人生活在犹太人遭受严重歧视的时代，又恰逢经济大萧条——然而，这些劣势因素最终却出人意料的成为优势。这家事务所的其他三个创始人，也跟弗洛姆一样，聪明、有抱负、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也同样出生在出生率低谷期，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是犹太人，也因为出身问题被老牌事务所拒之门外，父母也在服装行业工作。并不是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磨练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而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