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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柴静简介•2.1摘抄•2.2我的感受•3.我看见的看见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记者、主持人。1992年,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2019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019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19年11月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2019年担任《新闻调查》记者,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2019年起担任《看见》主持人。2019年出版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看见》,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年度最畅销书籍。2019年从央视离职,2019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谁?”“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你哪个单位的?”“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柴静接到陈虻的邀请进入央视)刚进入央视的柴静显得十分迷茫,她一开始做的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柴静经常需要重录,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就位,她录完后内心满是愧疚。柴静的敬业令我折服,为了记者的职业道德,不断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打磨着自己的冷静和理智,但她热爱这份工作,她心甘情愿。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北京的SARS那么疯狂,但是柴静敢于在那个时候冲锋陷阵去采访,敢于在很多人因SARS而丧生时毫不退缩,她就是个真正的勇者。第一次走进毫无隔离措施的医院时,柴静也害怕,但是调查员在距离病人几十公分的地方,眼罩也没有戴,仍然在工作着。病人不停地咳嗽,柴静在调查员后面想转头就走,这是对SARS的恐惧。而调查员在整个过程中,声音没有任何波动,他的冷静和沉着给了柴静勇气。非典的经历,让很多人知道了与死神搏斗的感觉,也让我们拥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坎坷。沉默在尖叫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无期。”“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没有人强求柴静做这期节目,甚至连她自己也不能确定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文中写的是家庭暴力,很多桩的妻子杀夫案。多半是丈夫的家庭暴力和毫无人性,导致了这么多惨案。我看见了李阳将自己的家庭暴力归咎于民族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看见了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习以为常。施暴者有时候会后悔但这阻挡不了他们下次的暴力。正如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与恶,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这篇文章写出了社会真实的状况,发掘出了人内心的真实感受。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她直面“煽情”,把自己将偏见美化为趣味的姿态心理一一曝光,追问记者的职业要求究竟是迎合大众的情绪表现,还是客观的探索,甚至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重建问题”——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她要新思维的萌芽,她要“让人‘明白’”。归根结底,她在追求真实,她要“明白”,“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她还要建立真实——真实的从容的自我,不为了煽情而煽情,也不为了克制而克制。她要将人还原为人,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某种符号,以最谦卑的心态去了解、理解,去掉装饰,关注细节,看见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那个看不见的纽带。我只是讨厌屈服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今天你的权利受到损害,你不说话,明天你就会失去更多的权力。”我们不能向这个社会屈服,要用合适的方法,与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作斗争。很希望这样“多管闲事”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都坐等“多管闲事”的人出现。中国人习惯了服从、习惯了推卸责任,而每一次当不公降临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有没有勇气去质疑、去反抗、去行动,标志这这个国家国民的思想活力和对法律的尊重。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于是许多人选择屈服。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一个人不站起来,都等靠着他人来改变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不会有改变,也永远都是死水一潭。陈虻不死他生病时,我发短信说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识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说术后的疼痛已经连吗啡都没有用了,说“只能等待上帝之手”。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说陈虻不死,因为柴静从一开始进入央视,就是陈虻负责她的工作和指导柴静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一直到陈虻去世。陈虻对柴静的影响,以及给柴静带来的很多工作上面的感悟都是无法磨灭的,虽然陈虻人已经离开,可是对柴静影响至今,甚至是以后。“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这是柴静的一篇博客。是陈虻找到了柴静,她才能进入央视,开启了自己的一段不一样的人生。我看见的看见在这本书中,柴静记叙她十年的经历,她选择了一些令她记忆犹新,留给她强烈生命印象的人。柴静的敬业令我折服,为了记者的职业道德,不断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打磨着自己的冷静和理智,但她热爱这份工作,她心甘情愿。在非典面前,她不甘于只做一个旁观者,没有设备记录,没有同事陪伴,独自一人进入病区,承受着被传染的风险,和病人面对面交流。她可以在不断的余震中走入地震灾区,冒着生命危险走入非典病区,顶着各种压力采访敏感话题,凭的就是一份责任感。她当了十年记者,在这个魔幻现实的国度里遇见了那么多丑陋与不平,怎么能还那么从容,那么“理想主义”?用柴静引用同事王开岭的话来回答:“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用柴静自己的话来回答,“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十年之间,从非典、汶川地震,到家庭暴力和药家鑫案,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在书中,她作为讲故事的人,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个十年,柴静记录的这十年是曾经带给她震撼、指引她向前、给予她方向的人和事。从湖南卫视到央视;从《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到《面对面》;从当初的懵懂到现在的成熟稳重。这十年改变了她很多东西,也给予了她不同寻常的经历,使她到达今天的高度。《看见》十分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看见了更多真实的事情,看见了这个社会的真相。如果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一层“纱”,我们便无法真实地“看见”,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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