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异化主题之我见

卡夫卡《变形记》异化主题之我见变形记是西方现代主义流派中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全文通过小人物格里高尔变成巨大甲虫后人性的异化，最终导致其死亡的荒诞情节，由此发生的家庭关系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畸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格里高尔的变形折射出西方现代人在另一层面上的生存状态：人们带着面具扮演种种角色，互相企求理解却又各自把内心深深隐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由隔膜造成的孤独，正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视为异类的异化状态。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简而言之，就是人成为了非人，将人变成物，使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卡夫卡赋予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甲虫的外形和生活习性，却剥夺了他飞翔的能力。飞翔能力使甲虫在觅食、求偶、避敌、扩散等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但格里高尔变形后的甲虫却不具备飞翔的能力，只能爬行，这使他无法躲避来自人类的伤害和攻击，曾被父亲扔来的苹果砸成了重伤。人类常以飞翔作为自由的象征，变形后的他不能获取飞翔的能力表明他处于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这一差异性的赋予也说明，尽管格里高尔已被逐出人的世界，他也无法进入甲虫的世界，他不仅在形体上与甲虫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他还保留了人的思维、情感和心理，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甲虫的身份。所以，无论在人的世界还是在甲虫的世界，格里高尔都是异类，他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依然保持着人的心灵世界和温情。变形后，他首先想到“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人克服目前的情况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为了不吓到妹妹，每次妹妹进房间时他总是把丑陋的躯体藏在沙发底下，甚至为了父母的面子，不愿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面对厄运和冷酷，他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痛楚，正如以前从没有考虑自己的辛劳一样；他现在担心的仍然是他的家人的生活，“父亲身体虽然还算健壮，但已经老了，”“母亲患有气喘病，在家里走动都很困难”，“妹妹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只要想到这一切的平静、舒适与满足都要恐怖的宣告结束，他就羞赧自责、伤心不已。卡夫卡曾说：“人们之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卡夫卡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真理：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传统宗法在现代社会已被异化为主要靠经济的联系，这正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可怕经历的注脚。金钱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绳索、纽带，这条绳索断了，家庭伦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当他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就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系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他被身边的人包括最亲地人，从人的世界踢的了出来，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低等动物。全家人都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做包袱。他的家人不能容忍他成为寄生虫，在他不再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后，一句“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便无情地否定了他的存在价值。当他在寂寞孤独中凄然死去以后，全家人如释重负，做了一次轻松的郊游，并谈起了新的梦想和美好的前途。这让我们想到，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却是极为孤独与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热，是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厉害关系维系着，一旦隔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小说的开头也很有特点。“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这就是这篇小说的独特开头，也被人称作卡夫卡式的开头。作者一开头，就首先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场景，将读者突然抛入一个灾难性的境地。开门见山，命运任何的铺垫。在一般人眼中，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冷漠的语调轻描淡写地一说了之。小说的结尾，格里高尔却以甲虫的形态结束了生命，上帝没有拯救他。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缺席的时代，而在这个疏离自然、人欲横流的文明社会里自然也不能给予他帮助，格里高尔面对的是绝境，唯有死亡是最终归宿，这一结局反映出卡夫卡对现实的悲观绝望。这篇文章，糅合了作者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困境的深切悲悯，借助这一意象，卡夫卡向世人发出了警告：如果现代社会一味的剥夺人地自由的生存权，使物质成为统治人的力量，那么人变虫就是指日可待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