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1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一、教学目的：通过本章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孙中山代表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和斗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其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二、重点和难点：1．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2．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2．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性和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第一节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与前面所讲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比，1911年在我国发生的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在政党的领导下，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代之而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在三民主义学说指导下，以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因而辛亥革命既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和高潮。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评价辛亥革命时有过一段重要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因此，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个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我国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1.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2中华民族是在屈辱中进入20世纪的，国家主权丧失，山河破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当时，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世界上残存的封建王朝大多成为他们的附庸，封建古老的中国也不例外。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同年9月又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此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2.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在中国的争夺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乘日、俄相斗之机，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进一步加深了。3.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导致民怨沸腾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被迫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4.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新发展，主要表现在：1．设立厂矿的数目和投资额增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民族资本厂矿达416家，资本额超过8000万元。2．发展较快的是轻工业，其中以棉纺织，面粉加工等行业最为显著3．设厂的地区集中主要集中在江浙、两湖和广东三个地区，三地区共设厂251家，占民族资本企业的一半以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经济基础，后来，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心之所以在江浙、两湖、广东地区，是与这三个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3（三）清末“新政”及其破产※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后的中国政局？（《疑难问题解析》P75-83）（1）一个严峻的课题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三是义和团运动。（2）无可奈何的选择“新政”、“预备立宪”首先，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其次，是被统治阶级不允许。再次，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张之洞等主张新政。1．清末“新政”的推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迫于内外压力，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2．清末“新政”的破产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在华外国人也觉察到了。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4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弃医从政，立志救国2.上书遭贬，思想觉悟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并北上天津，希望能将上书递交李鸿章，但被拒绝。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但经过现实的教育，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3.建立组织，筹划起义1894年，他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4.伦敦遇难，声名鹊起※查（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在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同时，我国在20世纪初，又兴起一场留学热潮，留学生的人数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速度直线上升。1.涌现一批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历史进人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廖仲恺，陈天华，秋瑾，邹容，黄兴，鲁迅，吴玉章等，当时吴玉章曾写下这样一首诗，5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寻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离子情。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概括来说，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宣传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清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号召人民起来救亡图存。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声讨帝国主义的罪恶，说它们不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弄得中国民穷财尽”，而且侵占中国领土，“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我中国虽说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而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外，也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妥协投降造成的，清政府早已经是“洋人的朝廷”了。我四万万同胞应该同心同德，自强自立，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自立”的目标。第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号召人民推翻封建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翻译介绍了卢梭的《民权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及《美国独立檄文》、《法国革命史》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记述西方民主革命的历史的著作，以之为思想武器，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热情地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革命军》中，邹容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才能“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他系统地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革命的原因、对象、方法、意义等，无情地批判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号召四万万同胞抛头颅洒热血，与清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同时“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共和国”。第三，批判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主张，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顽固坚持保救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场，反对革命。1902年，康有为撰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认为中国人民愚昧无知，革命会造6成中国“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改良派的错误论调作了有力的反击。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荒谬论战，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