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制度的起源

1第四讲制度的起源2一、控制社会的三种办法如果不存在对于人力资源、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自由使用进行约束的控制办法，那么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生存。在这个星球上要谋求生存、维持生计是艰难的。人类的生活在开始经营缔造时，在驯养动物、播种种子、发掘露层矿沙那种种方面的说不尽的困苦艰难，简直使人难以想象。只是由于人类是长于合作的群居动物，才使得他们自己得以永久生存。但是人毕竟不像蚂蚁那样具有天生的群居本能，正相反，人似乎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性格，这是他天然的禀赋。虽然他的体格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因此迫使他寻求合作，但是他的不受羁勒的内心力量则会使他破坏与同伴之间的合作关系。3经过许多世纪的反复学习，人类学会了三种办法来控制社会，以防止这个社会随时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第一种办法：利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社会。传统观念保证了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断地重复养成了习惯、形成了惯例；不断地交流与学习，形成了习俗、文化与传统；与环境的不断博弈，形成了认知体系，从而构建了意识形态。因此，传统观念一方面为合作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另一方面也同时对合作中的个人提供了一套约束。第二种办法：利用强制来控制社会。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权力或权威的强制来迫使社会所需要进行的各种事务（包括分工与协作等）得以完成，它通过处罚的办法使违令者付出高昂代价，由此来保证社会的持续存在。4第三种办法：很久以来，人类就根据这两个解决办法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来应付生存问题。大约在600年前，人类才发明了第三种办法，这就是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的是求利这一吸引力，而不是“传统”的拉力或“强制”的约束力。虽然每个人仍俱贪得的本能，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这个社会井然有序（亚当·斯密：不要担心私欲，竞争会导致利己心转化为社会公德）。传统、强制、市场制度等诸如此类，保证了社会秩序与凝聚力，但似乎还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需要合作、需要制度安排。5二、合作的缘起：“囚犯困境”模型1、“囚犯困境”（prisoner’sdilemma）模型假定有A、B两个人因涉嫌犯罪。警察将二人隔离审查，并分别告诉他们：你们都坦白，各判4年；都抗拒，各判3年；你坦白对方抗拒，你判2年，对方判5年。囚犯B囚犯A1）假定B坦白，A有两种选择：4或5——坦白2）假定B抗拒，A有两种选择：2或3——坦白坦白抗拒坦白抗拒4，42，55，23，362、合作的起源：关于财产问题贝茨(R.H.Bates,1983)设想过无国家社会的两个大家庭的情形。Ｘ和Ｙ，每家都拥有同样的武力潜能和侵犯倾向，都拥有相当于10头牛的净财产。每家都有两种行为选择：侵犯对方行为Ａ，不侵犯对方行为Ｎ。两个策略的收益与另一家的策略选择有关，因而就有四个可能的结果。下面就是一个假设的收益矩阵：表1囚犯困境模型┏━━━━━━━━━━━━━┯━━━━━━━━━━━━━━┓┃│家庭Ｘ的选择┃┃├──────┬───────┨┃│Ａ（侵犯）│Ｎ（不侵犯）┃┠──────┬──────┼──────┼───────┨┃│Ａ（侵犯）│(4,4)│(18,2)┃┃家庭Ｙ的选择├──────┼──────┼───────┨┃│Ｎ（不侵犯）│(2,18)│(10,10)┃┗━━━━━━┷━━━━━━┷━━━━━━┷━━━━━━━┛7Ｘ、Ｙ同时选择非侵犯策略Ｎ使财富总量达到20头牛并两家平分；如果双方同时选择侵犯策略Ａ则消耗了资源，财富总量降为８头牛，也同样由两家平分。如果只有一方采用侵犯策略，则两家总财富不变，但从(10,10)的分配交成了(2,18)或(18,2)的分配。在不知道对方行动策略的情况下，要求每一方都作出不可更改的选择，就会导致“囚犯困境”。这时，不管对方采取什么策略，每一方选择侵犯策略可以使他的期望财富达到最大化，因为存在4＞2或18＞10，于是，均衡的结果便为(A,A)。这就是说，双方采用非合作而不是选择合作的情况下，财富分配的结果是一种“纳什均衡”，即(4,4)。8要解决这个基本的社会困境，可以通过两个办法。一是让两个家庭反复博弈而不是一次性博弈；二是通过一个第三者传达信息。从长期来看，在一个多次往复的囚犯困境博弈中，当事人会发现，相互对抗的机会成本会远远大于合作的预期收益；单方的侵犯会招致对方的报复（学习机制）。只要博弈不是有限次，那么理性的和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家庭庭终会选择非暴力，这样，最优的结果(10,10)便会实现。可见，合作产生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博弈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依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性的。9三、合作问题：引入非经济因素上述的囚犯困境的博弈仍存在两个疑问：第一，博弈论的运用假定，个人采取某种策略，其中各种可能的事件的收益情况事先是可知的，遭到报复也是确知的。然而，实际上结果并不一定是可知的。第二，影响个人目的和目标的因素没有受到重视，特别是习惯、传统、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受到了忽视。所以，要解释社会的合作问题，就必须加上一些似乎天生的因素（如习俗等）和社会因素（如忠诚、声誉等）来限制个人行动。10可以设想，在一个无国家社会里，被侵犯群体的出现增加了报复侵略者的倾向。于是这个社会可能在力量对比中形成一种补偿制度：为了避免报复，给予被损者一定的补偿以逃避惩罚但赔偿过程可能面临高昂的谈判费用，由此可能会形成一种中立的仲裁制度同时报复和赔偿对潜在的侵略者起到了威慑作用。11惧怕报复威胁的心理成本与谈判的交易费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代价，都会大大降低侵略行为的预期收益（除了因遭受威胁导致的心理成本、达成赔偿的谈判成本、赔偿的支出外，还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代价。比如宗教信仰，在许多部落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信仰：对本部落成员的侵犯会带来一连串的天灾、瘟疫和其他灾难——中国至今还有“不义之财会遭灾”的说法。此外，社会关系如亲戚、朋友、邻里等所形成的习俗，使侵犯与忠诚之间产生冲突。事实上，信仰、忠诚等因素可以带给人效用）。假定侵略行为的全部机会成本为9头牛，则表1就变成了表2的矩阵。12表2引入非经济因素的囚犯困境模型┏━━━━━━━━━━━┯━━━━━━━━━━━━━━┓┃│家庭Ｘ的选择┃┃├──────┬───────┨┃│Ａ（侵犯）│Ｎ（不侵犯）┃┠──────┬────┼──────┼───────┨┃│Ａ│(-5,-5)│(9,2)┃┃家庭Ｙ的选择├────┼──────┼───────┨┃│Ｎ│(2,9)│(10,10)┃┗━━━━━━┷━━━━┷━━━━━━┷━━━━━━━┛由于存在2＞-5,10＞9，所以对任何一方来说，最佳策略都是Ｎ（不侵犯），从而均衡产出（Ｎ，Ｎ）→(10,10)使总体和个体的财富均达到最大化。所以，社会联系的加强，增加了侵犯的成本，从而导致了合作。于是合作规则及其习惯、惯例便由此自发地产生。13四、财产制度的起源：一个思想实验博弈论向我们展示了合作是如何创造了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剩余的。考特和尤伦（R.CooterandT.Ulen,1988)运用这种类型的推理构造了一个关于财产制度的起源的思想实验14考特和尤伦的“思想实验”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1)一个只有人、土地、农耕技术和武力，但没有法院和政府的简化世界。(2)这个世界里人们以土地为生，他们对土地拥有道德上的所有权，由于没有政府的存在，所以这些权利只能靠那些愿意并能够维护其财产的个人、家庭或家庭联盟来自我履行。(3)假定为保护财产的排他行为是值得的。(4)人们是理性的。排他权是靠武力而不是靠法律制度解决，由此，他们对土地保护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保护带来的边际收益15上述假设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既是勇士又是农民是很合理的。虽然对个人而言这是理性的，但对社会而言这是有效率的吗？假如我们的社会可进行重组以使同样多的投入可用来生产更多的总产出，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我们假想的世界就是无效率的。但是，在保护土地所有权方面，我们能找到比武力更节省费用的某个机制吗？这个机制将使原来用于保护土地的某些或全部武力资源停止再使用下去或更集中于耕种庄稼。16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建立在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系统。假设操作这个产权系统的费用小于私人防御的全部个人费用的总和。显然，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力系统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将会实现规模经济。于是可以想象各方会就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履行其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他们的动机来自于他们认识到政府在暴力方面并建立产权保护体系方面是具有比较优势17经过上述的假设与说明后，现在就可以开始关于产权制度起源的“思想实验”了。首先要解释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人们如何靠武力来声明对土地的权利；其次要描述创造一个承认和保护产权的政府所具有的优势。存在这样一个政府的市民社会相当于博弈中的各方能够达成一致同意的“合作解”。这个合作解可定义成在自然状态下保护土地所花费的总费用与在市民社会操作一个产权系统的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即为社会剩余,相当于博弈论中的“合作剩余”。第三要描述一下关系合作剩余的分配协议。分配制度的好坏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剩余”。18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假设那个“假想的世界”只有Ａ和Ｂ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种植谷物、偷取对方的谷物或防御谷物被盗，但每个人种植谷物、行窃和反行窃的技术水平有差异。表3给出Ａ和Ｂ在自然状态下的得失。表3自然状态┏━━━━┯━━━━━━┯━━━━━━┯━━━━━━┯━━━━━━┓┃│谷物收成│偷得谷物│被偷谷物│实际消费┃┠────┼──────┼──────┼──────┼──────┨┃Ａ│50│40│-10│80┃┃Ｂ│150│10│-40│120┃┠────┼──────┼──────┼──────┼──────┨┃总和│200│50│-50│200┃┗━━━━┷━━━━━━┷━━━━━━┷━━━━━━┷━━━━━━┛自然状态下Ａ和Ｂ共生产了200个单位的谷物，但偷窃重新分配了谷物。显然，Ａ的偷窃技术高于Ｂ，因此Ｂ的被偷损失大于Ａ。19可以想象，假设这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多次博弈，那么这个“自然状态”所内含的机制，将使激励双方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偷窃与反偷窃（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生产性努力），于民收成都会减少，实际消费也会随之下降假如双方经过反复的学习，Ａ和Ｂ决定摆脱自然状态，从而决定达成一个合作协议，互相承认各自的产权并采用一个制止偷窃的履行机制。这样，原来用于偷窃和防窃的资源大部分将配置于谷物生产。20于是谷物总产量从200个单位增产到300个单位，这意味着产生了100个单位的社会剩余或合作剩余。在市民社会里，政府所实施的分配机制是使每一方得到平等的剩余份额，由此，一个新的结果得以形成（表4）表4市民社会┏━━━━━┯━━━━━━┯━━━━━━┯━━━━━━┓┃│风险值│分享剩余│实际消费┃┠─────┼──────┼──────┼──────┨┃Ａ│80│50│130┃┃Ｂ│120│50│170┃┠─────┼──────┼──────┼──────┨┃总和│200│100│300┃┗━━━━━┷━━━━━━┷━━━━━━┷━━━━━━┛21五、制度变迁理论（一）分粥的故事有七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又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在没有计量工具且没有刻度的容器的情况下分食一锅粥。大家发挥聪明才智，试验了多种办法，多次博弈后形成如下诸规则。规则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成为专业分粥人士。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换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碗稀粥里体现的一览无余。22规则二：指定一个分粥人士和一个监督人士，起初比较公平，到后来分粥人士和监督人士从权力制约走向“权利合作”，于是分粥人士和监督人士分的粥最多，这种制度失败。规则三：谁也信不过，干脆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每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又给了每个人这样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每人每周只有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他六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一制度造成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