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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2003/10/26经济学【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004【原刊页号】37~49【标题】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标题注释】本文是“现代产权经济学与中国产权制度变革”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课题得到了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会的资助。同时也是国家教育部“九五”重大项目“诸城中小企业改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黄少安【作者简介】黄少安,1962年生,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内容提要】本文结合中国和其他一些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事实,提出并验证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的理论假说:(1)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先递增后递减,其变化轨迹呈倒“U”型曲线;(2)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化改革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行的,有效的;(3)制度变迁中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转换主要取决于制度变迁对各自利益的影响,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关键词】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市场化改革【正文】近年来,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倍受重视,许多学者以它作为工具分析、解释中国的制度变革,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丰富的制度变迁事实确实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素材,不过,仅仅满足于用既有的理论解释现实是不够的,需要以现实考察为基础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基于主要对中国制度变迁经验的总结,本文将提出并论证三个关于制度变迁的新假说。一、“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假说(注:作者在前一时期的观察和研究中,提出了“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递减假说”。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发现边际收益是先递增后递减。因此对假说做了修正。)(一)理论假说的阐述1.定义我们观察到许多制度变迁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开始变革时往往很难,阻力很大,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也要冒很大风险——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成本,改革的效益不一定明显;但一旦突破瓶颈后便效益大增,短期内效益提高很快,具有明显的制度变革效益。经过短暂的“变革轰动效应期”以后,表现趋于平淡: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度变革仍在进行,但不再是突破性或轰动性的,往往是对已有制度变迁的完善和修补。表面上好像阻力比初期小了,而实际上阻力或成本被拉长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期限内、被分摊到更多的时点上了,改革的成本依然很高;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的效益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例如:中国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是一种突破性制度变革;而改成股份制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却难度很大,需要较长时间和较高成本才能到位,而这段时期改革的收益并不明显。据此我们提出“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递增后递减”假说。所谓“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是指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后在这个大的变革框架内具有完善、修补意义的持续的变迁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依存于主制度的从属制度的变迁。从属制度的变迁只是进一步挖掘主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潜在收益,而不是突破已有的制度框架。这里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此处所指的制度变迁是以效率提高为取向的(注:严格地讲,任何制度变迁在发动时,变迁主体在主观上都是以效率提高为目标的,但实际效果可能正相反,如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因此文中所谓的以效率为取向是就变迁的实际效果而言。)。所谓的“边际效益”是指多投入一单位变迁成本带来的制度效益的变化。“先增后减”是指一个制度在连续变迁过程中边际效益先因巨大的成本支出而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升,达到最高点以后再持续下降,呈倒“U”型(如图1所示)图1附图{图}2.模型描述(注:由于制度变迁的复杂性,这里只能是近似的描述,曲线表达的只是一个趋势,不具有严格的连续性。)一定的社会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决定了社会经济的技术生产边界,制度变迁的目的是选择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形成结构性生产边界,以使技术边界内成本最小而产出最大(诺思,中译本,1999,1994)。当一种效率取向型制度生成以后,其总收益、边际效益的变化可能如图1所示。总收益曲线TR在技术边界之下,当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就呈下降形态。也就是说该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和环境适应性决定了该制度的最高收益水平。社会中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效益的差异,尽管每个制度在它自己环境中可能是最优的。一般来说,制度变革过程中变革总成本和变革总收益都是递增的。并且可以知道,改革既然得以进行,那么收益肯定是大于成本的,所以总收益曲线TR在改革过程中一般位于总成本曲线TC的上方(也可能在短期内TR位于TC的下方,但长期内TR肯定位于TC的上方,而我们讨论的正是长期情况),据此得出总效益曲线TE=TR-TC,由此也可以得出边际效益曲线ME,并且可以看出,在E点边际效益最高,在F点边际效益为零,但此时改革取得的效果最好,即此时收益大于成本的额度最大。3.计量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对制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实际上难以计量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尤其是制度的收益。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所有收益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小的社会综合体,其生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有形财富的增长,又有无形知识的积累。即使是不好的制度也会生成一些经验与教训。因此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多数不是形式化和准确定量化的,本文同样如此。在本文中我们笼统地使用制度成本与收益概念,如果说非要确定具体的计量指标,可以近似地认为是制度变迁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这样有助于认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二)制度变迁边际效益变化原因的理论分析1.边际效益的上升。制度的边际效益曲线在E点之前上升较快,斜率的绝对值较高。这说明变迁之初成本与收益的上升速度都很快,并且收益的上升速度高于成本的上升速度。这主要是因为:(1)当一个制度脱离原来的轨迹进入另一个轨迹成为另一种制度时,制度之间的转换成本一般而言是比较高的。(2)制度变迁完成以后,变迁的转换成本成为“沉没”成本、不变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成为主要的成本形式。而制度运行成本在制度变迁是效率取向的前提下不会很高,此时所付出的主要是新旧制度间的摩擦成本,这其中包括依存制度及观念没有转化到位所付出的成本。(3)随着制度的进一步顺利运行,摩擦成本等也“沉没”成为不变成本,而逐渐被分摊完毕。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与原来的制度相比,新制度能够给予制度相对人以更大的激励,制度收益的生成速度提高,总水平也随之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新制度还可以获得制度租金。所谓的制度租金就是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一个制度比另一个制度多获取的收益。在变迁是效率取向的约束下,如果变迁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变迁就不会发生(通常的情形是变迁的制度租金已足以弥补变迁成本)。因此制度边际效益曲线呈现急速向上的形态。2.边际效益的下降。制度的边际效益曲线经过E点之后,趋于下降。制度在变迁完毕以后的收益主要来自:一是制度租金,二是因激励水平上升而导致的产出水平的上升。但制度租金随该制度的广泛采用以及目标相同的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会很快消耗完毕。而对新制度产生的新激励水平,制度相对人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激励的新鲜感,投入水平会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适应于变迁之时环境的制度本身会越来越不适应于环境的变化。制度的环境适应性是影响制度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制度的环境适应性是趋于下降的。“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对的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青木昌彦等,1999)当制度面对的环境发生变化时,首先,在制度容量允许的范围内,制度自身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其次,当环境变化超出制度容量允许的范围时,只有彻底改变已有制度,才能符合环境的要求。所谓的“制度容量”就是指制度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一般而言,成熟制度的制度容量大,能够适应于不同环境。制度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补程度是衡量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互补程度高的制度成熟程度高。制度本身的成熟程度影响着制度边际效益递减的速度,成熟制度的边际效益下降速度慢,不成熟的下降快。尽管成熟制度可以延缓边际效益的下降速度,尽管制度能在其容量范围内调整自身,但总趋势是既定的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于环境的变化,制度与环境之间的摩擦成本逐渐上升,当曲线到达F点时,边际效益为零。(三)经验支持我国自提出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目标以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中有不少制度具有探索与实验的性质,变迁轨迹较为鲜明。制度变迁的经验事实是支持上述理论假说的(在此只是列举一些重要的经验事实):1.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我国自1978年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1984年间基本上在全国推行完毕。之后农村改革基本上没有重大进展,保持着承包制以后形成的基本格局。我国农业的增长也自1978年开始,到1984年达到了增长高峰,之后曾出现徘徊不前的状态。林毅夫认为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停滞基本上与承包制的实施是一致的。1978年改革开始启动,农村经济随之开始增长,1984年承包制基本推行完毕,农村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林计算制度改革对农村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6.89%),由增长转向停滞(林毅夫,1994a,中译本)。可见,承包制的边际效益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原有的集体所有、集体生产的经济体制,土地承包给农户家庭经营,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技术特点,突出强调了农民的投入与产出间的直接联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投入热情,农村经济进入增长路径。1984年后,承包制制约农村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为激励农民进行长期投入,必须保证土地承包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变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土地具有流动性。承包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难以提供更高的激励水平,因而农村经济一度出现徘徊局面。2.乡镇企业制度的变迁。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制度创新,因为它既突破了企业的国家所有和城镇集体所有的格局,是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新的产权制度,也突破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社队企业”的制度框架——那是单纯的集体所有的企业,而乡镇企业的真正大发展源于乡镇企业制度的巨大突破——允许集体、个体、联户、乡镇政府一起创办企业,造就了一种乡镇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格局,极大地调动了各个群体的生产要素,而且使这些要素主体的收益预期较为稳定。当然,乡镇企业制度一直在变革中,这一变迁过程对经济的影响同样呈现出倒“U”型的边际效益曲线。王小鲁的分析表明乡镇企业在1981年至1992年间的实际增长率在总趋势上是趋减的,其中由于制度变迁引起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制度变革效应的趋减更为明显(王小鲁,1997)。乡镇企业的主要优势一是劳动力成本低,二是制度优势,其中包括机制灵活、政策约束少、政府支持多等因素。再加上改革开放前期的卖方市场结构,使乡镇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的优势已经大大削弱。使用农村劳动力固然成本低,但农民的知识层次也低,难以从事技术密集型生产,竞争力薄弱。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使乡镇企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来自规模、技术及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也越来越强,由此正迫使乡镇企业产生质的变化。目前的变化趋势是乡镇政府和村集体逐渐将所拥有的产权出让出去。即使不能一次性地退出,也通过多次转让的方式逐渐退出。乡镇集体企业中经营者持大股已经成为趋势(谭秋成,1999)。乡镇政府出让产权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的经营状况趋坏(邹宜民等,1999)。这些变迁表明乡镇企业正在逐渐脱离其原来的规定性,向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变化。这也许会成为一次新的突破性变革,我们将关注其成本、收益的变化。3.诸城中小企业的制度变迁路径(黄少安、魏建,1999)。山东诸城于1992—1994年对全市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采取了职工持股式的股份制改造,于1995年前后改制企业的效益和诸城市的改革影响达到了最高峰。1996年后,部分企业效益开始下滑。1997年下半年开始,为解决改制企业运行中逐渐产生的“股权平均主义”等问题和促进企业效益的再次上升,诸城实施了以扩大持股
本文标题: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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