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童话与神话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第一〇一期2012年04月15日鬼话、童话与神话——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话”支振锋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2-【内容提要】作者通过追求西学东渐的历史，集中讨论了政法学界中西方话语的地位变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话语经历了一个逐步被美化和神化的过程。他认为：“武力为基础的实力问题，被转化成了一个价值问题：强的就是对的，弱的就是错的，强弱的事实问题，就被这样不合逻辑地转化成了价值上的是非问题。”所谓神话，就是不加质疑，盲目崇拜，以理念代替实在，混淆了理论与真理、表达与实践。作者指出，应该用开放的眼光审视西方话语本身，通过透彻、踏实、全面的了解，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西方，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转瞬间，西学东渐已将近两个世纪。百多年来，学术界的争议不断。1然而，不管学术界关于中西如何论争，但今日国内学术界终日“西话”萦耳，却也是事实。在一个开放的学术世界与思想“市场”中，“西话”当然重要，却又不是一个“重要”这么简单。考察近三百年来“西话”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2的轨迹。1参见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俞可平：《回顾与思考：“西化”与“中化”的百年论争》，《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8日第18版。2当然，鬼话、童话与神话之言，都是比喻。而且，三者之间并不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而是颇多交织和夹缠。《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3-一、鬼话伟大的文明总是骄傲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无关修养，而更多体现的是一个文明的自尊与自信。北宋石介曾有一篇《中国论》，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即便军事上积贫积弱，当时的士人仍然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只是，天下区隔，交通有限时，产生误解，也不可避免。由骄傲而来的傲慢情绪，也在潜滋暗长。所谓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的蛮夷之说，即属此类。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在近代之前，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一次外，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不是很大。3正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万世一系、亘古不绝，所以才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明自信。然而，因自信而骄傲，闭塞又加剧了这种骄傲，甚至使之变成了傲慢。在看待四夷时，也不免少了些尊重，多了些轻蔑。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态多样，物产丰富，民殷物阜，并世无匹，堪称自成一个世界，很难不使局中人产生“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自负。内生繁华而外无敌手，由自负而自大不可避免；忧患意识与对外界的警惕渐至消散，轻慢之心大兴。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4-即便是与真正的西洋人开始打交道的前清道咸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仍然缺乏真正的认识，不仅以“英夷”、“法夷”等称之，甚至还要在旁边加个“口”字旁或者“犬”字旁，简直是视之为非人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人家兵临城下了，才应要求被迫改变。至于在绘画中将西方人画作三头六臂，为妖为怪者，也不是没有。而且，除了广东等少数能与西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穷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西洋人，更很少有人想过去西方实地考察，大家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但没有见过却不妨碍他们的想象，西洋人是什么样子呢？于是，《山海经》等古籍中奇怪的记载又被翻了出来。他们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就连大才子纪晓岚都不例外。于是《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就成了国人想象中西方人的模本。据说有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文士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这样描述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4而嘉庆年间举人、成都人汪仲洋的描述也差不多：“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4陆嵩：《江州述感》，载于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5-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5因此，他主张应该在中午与英国人交战。6根据他们的描述，英国人简直就是鬼怪。鸦片战争前，时人普遍认为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而且还真有人信，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得到了这个“情报”之后，对战胜“英夷”的信心大增：“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71839年9月，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仍然坚持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8正是因为英国人不是人而是鬼怪，所以当时有骁勇善战之誉的将军杨芳在接替琦善镇守广州之后，不是买枪造舰，而是命5汪仲洋：《庚子六月闻舟山警》，载于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6王书香：《不把身体看做肉体的医学——评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2月14日，转载自易文网，最后浏览日期为2011年12月12日。7转引自雷颐：《从“天下”到“国家”》，爱思想网站：，最后浏览日期为2012年1月13日。8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室编：《林则徐集》，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6-士兵搜集马桶秽物和女人内裤，挂在广州城头对着英军枪炮。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镇妖捉鬼嘛！既然洋人是妖魔鬼怪，那么称他们为“鬼子”自是顺理成章，而且还真是于典有据。“鬼”并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害怕的那种生活在“阴间”的东西，根据古代文献，它还多指“远国蛮夷”或“异族外国”之人。《易·既济》：“高宗伐鬼方。”陆德明《经典释文》引《仓颉篇》曰:“鬼，远也。”又，《诗·大雅·荡》:“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朱熹集注：“鬼方，远夷之国也。”什么罗刹鬼（俄国人）、红毛鬼（荷兰人），管你英吉利、法兰西，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统统不过是一群根本不值一哂的蛮夷之“鬼”而已，所言的也是不值一提的“鬼话”。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对其都可以不屑一顾。9而也正是在西方的殖民与屠杀中，从晚清以降的短短几十年中，“鬼子”一词的含义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刚开始不过是代表落后蛮夷地区近于妖魔鬼怪甚至禽兽的东西，变得令中国人闻而生畏，而且由畏生敬，最后甚至崇拜他们起来。流风所及，就连刚刚学习西方，还在半瓶子醋的东洋“虾9关于中国古代对夷狄的认识，参见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不过，冯客认为中国古人将夷狄认为近于鬼兽有文化歧视的意味，但我则更倾向于认为是由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和不全面。实际上，当汉人与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时，汉人往往很少成为主动的进攻者，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也会更客观全面。《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7-夷”，也试图染指这个他们仰望了千年的大陆，成了与“西洋鬼子”同样凶残、甚至犹有过之的“日本鬼子”。二、童话但西方也自有其“伟大”之处。一边对外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一边竟然又在内部鼓捣出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这些近代以来“唯有”的大词、好词。据说这些就是“先进”、“现代”、“正确”，是真正的“文明”，而且还是唯一的，或者是专属于西方的，否则就是不文明，就是野蛮和落后。最后，连曾经骄傲的中国人也不得不俯首称叹，官方文件中对其也不吝使用诸如“伟大”之类的溢美之辞。于是，中国的再一次“西天取经”开始了。这次取经非常慎重非常严肃，而且阵容豪华，不再是三四个人、两三条枪的取经个体户了。取经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儿戏，而是国家抉择，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从出使英、德、比、日等国的“五大臣”，到新加坡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中国高官培训班，都很严肃、很“讲政治”，非如此就要“亡国”。只是五大臣考察也考察了，旅游也旅游了，可惜却有谣传说考察报告是当时的通缉犯梁启超所作。不仅取经，还取“洋和尚”，从晚清开始，洋顾问开始在中国流行，就连清政府之修律，袁世凯之称帝，国民党之立法，都要请冈田朝太郎、古德诺、庞德之类的东西洋人来“顾问”或“论证”。而今天就更不得了了，据说十数个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8-省份的省政府都有洋经济顾问，有些国家重要立法也要借重洋教授来担纲“首席专家”。这中间，实在有不得不说的辛酸之处。从1840年到1901年，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五战五败，创巨痛深，短短一个甲子，却是沧海桑田，山河陡变。此后更加凄惨，西洋鬼子肆虐，东洋鬼子又来雪上加霜，甚至更加凶狠和野蛮。“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0沉甸甸的国恨家仇压着每一个中国人去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遂成为晚清人们的难解之谜。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开眼看西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但为什么却西强我弱呢？他认为，原因就是中国在“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四个方面都不如夷人。11于是，富强之道，就在西方，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礼失求诸野”了。原因就是他们够强、够狠、够无耻，一手打造了清末民初黎庶昌先生所言“纯任国势之强弱以为是非”12的强权政治。还是葛兆光先生说得好，观念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强1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引论”。11参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制洋器议”。12黎庶昌：《上沈相国书》，载《西洋杂志》卷八，谭用中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9-大，征服与侵略也变得合理且正当了，是非渐渐以事后的得失来判断，优劣渐渐由竞争的强弱来划分。中国人也开始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于是，“自强”成了中国观念世界的重心所在。13尽管这种以暴力为后盾的西方消费文明的胜利，实质上不过标志着身体对灵魂、肉欲对美德以及物质对精神胜利。但怎么西天取经？中间却道道甚多。以法律为例，获取西方资源有三种主要途径：（1）翻译西方法学思想经典；（2）翻译法律制度规定；（3）实地考察其法律理论与实践。14如果我们不否认学习西方法律的可能性的话，就很难超出以上三种方式。三种方法各有优劣：于思想经典可以高屋建瓴，洞察西方法制背后的精微思虑与哲学洞见。但问题是，它可能是理想、可能是空想，也可能是幻想，其作用主要在于思想上的激发而非实践中的操作。法律制度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西方法制的轮廓概貌，但规定不同于实践，制度也可能沦为一纸具文。一般来说，实地考察是了解一国法律制度状况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465页。14支振锋：《文本与问题：中国法理学研究的进取路径》，《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〇一期-10-的最佳方法，不仅能够了解其全貌，更能够深入其社会生活的肌理，洞察其法律实践的细节，增强对不同法律实践的理解，但缺点是研究者必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