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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及历史贡献吴一龙【摘要】:邵飘萍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事业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为唯一嗜好,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终生恪守的信条,不畏强权,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为进步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心血以至生命。【关键词】:邵飘萍报人京报新闻教育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阿平、飘萍等。1911年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开始职业报人生涯。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担任上海《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1926年,被反动军阀杀害。身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邵飘萍的新闻业绩是卓越的:他首创新闻编译社,为中国最早通讯社之一;创办《京报》,为北京最进步之日报;培育人才,著书立言,为中国新闻教育之发端。他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和宣传者。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一、邵飘萍的新闻信念在邵飘萍的报人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信念,坚持致力于“改造报业”、“革新社会”的高尚事业。邵飘萍天赋聪明,少年时已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学子。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期间,他遍览《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派报刊,并被梁启超一篇篇清新可诵、文笔犀利、鼓动性很强的政论文深深感染,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908年春,杭州各高校举行联合运动会,在此期间,邵飘萍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办《一日报》,这是邵飘萍初次尝试办报。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后在浙江金华中学执教。他虽然人在学校,但主要工作是为上海报纸写通讯,并且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投寄有关杭州和金华的地方通讯。辛亥革命后,邵飘萍立志以报纸作为报效国家的武器,辞去教职到杭州寻找办报机会,并被筹组《汉民日报》的杭辛斋聘为主笔,正式进入报界,开始了他以身殉报的报业生涯。1911年11月8日,《汉民日报》在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的积极筹备下如期出版。在《汉民日报》出版的近两年时间里,邵飘萍撰写了大量的论说、时评和随笔,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为此,邵飘萍常常受到亲袁势力的威吓与迫害。1913年8月,他们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了报馆,逮捕了邵飘萍。不过,这段“忽忽三载,被捕三次,下狱九月”的办报经历并没有抑制邵飘萍的热情———“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2]获释后的邵飘萍于1914年东渡日本研习法律,他与潘公弼、马文车三人在日本组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沪、杭著名报纸写“东京特别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1915年,日本变本加厉,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邵飘萍从外国报纸获悉真相后,迅速将这一消息传回了国内。在邵飘萍揭露“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在日本。当时李大钊拟写了一份《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揭露行动,使国内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怒潮,也使邵飘萍与李大钊一起享誉中外舆论界。1915年冬,国内反袁声浪高涨,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归国。邵飘萍毅然放弃学业,投入护国讨袁的决战。邵飘萍回国后为《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执笔,他用“阿平”(“阿平者,平不平也!”作笔名,发表了许多声讨袁世凯的社论、时评。从1916年1月4日发表《顺逆辩》到同年6月7日发表《呜呼袁世凯》,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有署名为“阿平”的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身处全国的舆论中心,高举反袁大旗,为护国义师导向,不遗余力地为扫除帝制、重建共和鼓与呼。1916年,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死去。是年7月,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把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划为若干等级,北京为一等,其地位相当于报馆主笔。在担任《申报》驻京特派员期间,他写下了251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把历史的风云都留在了自己的笔下。二、邵飘萍的新闻史邵飘萍始终坚守独立进步的新闻立场,在新闻实践中思考和探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为我国新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16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当时外国通讯社左右着我国政闻,编译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二条引人注目的特殊新闻,常被中外报刊所采用,北京各报纸面貌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京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他强调报纸要在思想、经济和组织上保持独立。在这种办报思想的指导下,1918年10月,邵飘萍独立创办了《京报》。他亲手书写“铁肩辣手”,悬于编辑部办公室,勉励同人齐心协力办好《京报》。邵飘萍参照日本、京沪各大报的设计来设置版面: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它的宗旨和言论很快赢得了广大读者,报纸的最高发行量达到六千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由于经营管理得当,创刊仅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宿舍,是当时新闻界唯一的一所自建馆舍。《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印《京报》外,还接受其他出版印刷业务,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办报过程中,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上的力量。只有十几个编辑工作人员的《京报》,除了日出两大张外,还先后出版《京报副刊》(民国四大副刊之一)、《莽原》等23个副刊,孙伏园、鲁迅都先后应邀成为副刊的主编。《京报》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当时国内新闻界的普遍重视。邵飘萍创刊《京报》时提出了“监督政府,教育民众”的宗旨,他把《京报》办成了一张爱国反帝的报纸。1919年8月,邵飘萍曾因“五四”时期的多方活动及对学生青年的重大影响而遭北京政府通缉,京报馆被查封。邵去上海避难,后经张季鸾的推荐,进入日本《朝日新闻》社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即刻辞去朝日新闻社工作,返回北京。一回国,他就四处奔走,复活《京报》。复刊那天,他写下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古语来昭示他绝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的决心。流亡日本期间,邵飘萍写下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预言“今后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尤著”。[3]从日本回国后,邵飘萍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在“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邵飘萍是以专著系统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新俄国的第一人。在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那天,邵飘萍公开发行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上面刊登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头像,以及马克思的传记、专著等。特刊免费赠送读者,为引起读者注意,还在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予以推荐。他以广告的形式刊登每一期《向导》的详细目录,而且告诉读者“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先锋、领导民众运动理论与实践,人人必读的《向导》周刊已出至一百二十余期。每周的论文是实际政治的预言!每周的内容是民众运动的寒暑表!”[4]他的昭明印刷所协助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非宗教运动”,为其承印书籍;在“二七”大罢工中,他充当呐喊的旗手,使高君宇等人撰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及时出版;五卅运动发生后,《京报》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报道,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巨、影响之大,居全国报纸之首。他以笔为旗,以报纸为阵地,在中国历史大转变之时,担负起在北方宣传革命的神圣职责。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他主办的《京报》名列“须扑灭的报章”之首,《京报副刊》名列“须扑灭的副刊”之首,他的名字也列入被通缉的黑名单中,直至被反动军阀杀害。三、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活动邵飘萍是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经验,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业务基础,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1918年,邵飘萍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编辑党报《向导》的高君宇,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的谭平山、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的罗章龙等。当然,其中还有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继北京大学之后,1923年平民大学添设新闻学,聘邵飘萍为主任教员,他的学生中有《新民报》的“三张一赵”的张友鸾,《世界日报》的名篇写手左笑鸿,《天津商报》采访部主任吴隼等。一年后,国立政法大学也聘请他任教该校政治科开设的新闻科。邵飘萍想方设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为学生们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邵飘萍告诫学生,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他认为报纸的重要职能是“报告新闻”,而新闻必须“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5],“凡是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6]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他反对当时新闻界流行的“有闻必录”的做法。他说“有闻必录”究其根源,是无责任心的表示。他主张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自己的角色中,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邵飘萍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采访思想:他提倡记者深入到采访第一线;提倡记者要有必需的修养(如丰富的知识、坚韧的意志、细密的作风以及必要的技巧)。[7]正因如此,他自己常常能采写到一些使报界为之啧舌的内幕新闻和独家新闻。他的采访技巧连张季鸾都赞叹不已:“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功。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8]根据讲课的内容加上对欧美日本学者专著的参考,以及从业近20年的经历感受,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他的新闻学著作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并称为中国本土新闻学的开山之作。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城,张作霖下令立即捉杀邵飘萍,躲入俄国使馆的邵飘萍被友人张翰举出卖被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9]未受公开审判,即秘密予以死刑,其所谓之罪是:“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10]邵飘萍的一生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战斗的一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职业报人奋斗的一生。他是中国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作为一名坚守社会责任的新闻记者,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的人格品质和职业精神将鼓舞每一位中国新闻业的后来者。注释:[1]埃德加·斯诺[美],《西行漫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P228.[2][8]1929年4月24日《京报特刊》.[3]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P74.[4]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P90.[5][6]孙晓阳,新闻界人物(一),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P88.[7]孙晓阳,新闻界人物(一),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P80.[9][10]华德韩,《邵飘萍传》,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P315.参考文献[1]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林溪声,《邵飘萍:报界巨子新闻导师——纪念邵飘萍诞辰120周年、遇难80周年》,黑龙江新闻网-新闻传播,07年10月8日[3]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4]
本文标题: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及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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