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

中国近代思想史魏永生导论思想与思想史思想：从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精神思考，都可以称为思想；从狭义讲，思想是指人类思维活动在理性认识阶段所达到的结果。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的是前人提出的思想和观点，人们的生活态度，社会思潮，乃至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或集体无意识。（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代思想特点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近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发展，决定了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快速多变。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决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追求必然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发展趋势。从闭关走向开放是近代中国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决定了“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主要参考论著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三联书店2005年4月。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7月。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1993年12月。耿云志：《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22页。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广州），2003年第4期，第70-82页。嘉道之际经世思潮经世思想经世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就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西汉“独尊儒术”后，历代儒生又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致用观念这才演变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经世致用，或称通经致用，或称明体达用，或称经邦济世，或称经济时务。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是封建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崇高信条。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来看，经世致用这一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只是随历史条件变化而有起伏而已。经世思想“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以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政治本位的人生观和佐君教民的事业观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第83页。）龚书铎《中国文化概论》，第85页：“经世致用的基本意思是深究古今治乱得失，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以为‘济世利民’”。刘广京：“儒家经世思想包括哲学和学术思想，同时包括社会思想、礼俗思想、教育思想、行政思想、政治思想等——都和现实有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序》，台北，1984年4月。）经世思潮兴起原因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危机/海患学术流变：汉学和宋学的弊端，今文经学的兴起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阮元、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畲、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梁廷枏、夏夑、张际亮、汤鹏、李兆洛、周济、张穆、徐松、何秋涛、沈垚、金应麟、陈寿祺、陈金城、陈庆镛、吴嘉宾、鲁一同、杨士达、林昌彜等。经世思潮的主要内容批判现实/改革弊政/研究边疆史地/学习西方经世思潮的影响西学传入中国的中介和桥梁/使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与改组主要观点介绍小结主要参考书目《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4月。2、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第67－8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3、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第928－9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第80－91页，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5、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23－43页，海天出版社1992年。6、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第548－5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魏源思想简介生平和著作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良初，又字默深（默好深湛之思）、墨生、汉士。湖南邵阳人。主要著作有：《书古微》、《诗古微》、《曾子发微》、《孝经集传》、《大学发微》、《董子春秋发微》、《两汉古今家法考》、《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主要思想经学：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先入宋学（姚学塽），再涉汉学（胡承珙、何秋涛、冯桂芬），经由公羊学（刘逢禄）而走向经世实学魏源治经，专注于阐发古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用“古微堂”为书斋名号。所著儒家群书发微，《诗古微》和《书古微》成就较高。魏源在学术上主张通经致用，在治学实践中始终注意把现实政治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统；在论政过程中又一以贯之地把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他所撰写的《默觚》是依经论政的代表性成果。（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兼顾、道德与功利并重、反对泥古）史学思想研究历史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魏源集》第163页）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魏源集·默觚·治篇五》）历史研究关注时政：《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学术经世思想：《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叙》：一曰：“事必本夫心。……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者。”二曰：“法必本夫人。然恃目巧，师意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三曰：“今必本夫古。……然昨日之历今日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尽，势愈切。……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四曰：“物必本夫我。然两物相磨而精出焉，两心相质而疑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改革思想：漕运、河工、盐法、兵饷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思想的评价（观点引述）主要参考书目刘泱泱、郭汉民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念魏源2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师大1995年5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4月，第203－264页。“西学中源”说简析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徐光启、李之藻、王锡阐、梅文鼎陈卫平：“西学东源说虽然表现了继承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思想的良苦用心，但是，由于这一继承是在清初开始而日渐盛行的崇经复古思潮下进行的，因而这一继承被大大地扭曲了。康熙、乾隆年间种种钦定御纂儒家经典的举措，在晚明经学极衰之后，鼓荡起‘经学复盛’的强劲之风。自王锡阐、梅文鼎直至戴震、阮元，这其间的有名科学家无不被这强劲之风卷裹其中，无一不以经学家的身份来研治科学。‘西学东源’说的盛行正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西学既然源自中学，那么西学即中国的骨血，因而完全可以纳入传统经学的体系。因此，它们的‘会通’与‘超胜’，与徐光启相比，追求西方科学的热忱已经大大地萎退，证明西学为中国古已有之则成了‘会通以求超胜’的主要内容.”（《第一页与胚胎》,第133页）近代“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近代之初：林昌彝：“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洋务运动：理解和论述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被洋务守旧派和早期维新派认可。特点：1、所说西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因此论者是从技艺层面上来阐述“西学出于中国”的。2、“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时人对西学的认同，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3、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对西学中源说的一些观点产生怀疑。“东来法”甲午战后表现1、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更加全面，从自然科学技术扩展到社会科学，从而对西学中源的附会阐释便从艺学扩展到政学，实际上鼓吹“西政出于中国”论。2、鼓吹中西文化相合说。承认中西文化各有源头，西方文化并非源于中国。但它仍然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制度、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把中西文化做简单的比附，在思想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西学中源说的窠臼。孙诒让的《周礼政要》，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评价西学中源说对于打破中西文化的对立，认同西学，融会中西，以及启迪人们去反思传统文化，发掘古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西学中源”说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和比附。它否认人类文化起源是多元的，而是从天朝上国的观念出发，表现出以我为中心的虚骄自大的心理。主要参考书目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中体西用文化观简析历史考察1、发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节用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兴起：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3、发展：甲午战争后，明确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而且将其理论化、系统化。[1]中体西用口号的正式提出：1895、4，沈寿康：“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划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6、8，孙家鼐：“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2]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中体西用思想。指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详细论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内涵及其关系。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成熟。[3]光绪强调中体西用是实行维新新政的政治原则。4、低落：20世纪初年以后。但仍是清廷实行新政改革的政治原则。中体西用的内涵1、中学又称旧学，一般是指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制度。首先含有三纲、五伦等孔孟之道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名物考古等传统文化，同时也含有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制度。2、西学又称新学，是一个变量，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总的趋势是内涵日益丰富。从器物而制度，构成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一个历史阶梯，是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3、从“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来看，主要是用“西用”来巩固“中体”的“为体”的地位，即利用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来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并稳定中国孔孟之道的中心地位；也包含有吸取西方学术、政治中能够补中国学术之缺和起中国政教之疾的东西，二者是主辅、本末关系，地位有所不同。4、中体西用在教育思想上，是作为一种办学宗旨而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评价（1）中体西用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下中国人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2）中体西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总原则，它构成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历史阶梯，是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和积极意义。（中体西用是晚清三次新政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晚清三次新政改革内容的变化与中体西用内涵的演变是一致的。）主要参考书目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戊戌思潮发展阶段及主要内容1、顺利发展时期：1895—1898、9内容：（1）创办近代报刊，大规模地制造社会舆论。（2）开展组织发动工作，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3）大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特别是社会进化论，致力于指导运动的理论探索。特点：（1）着眼点始终集中于政治问题，一切皆围绕鼓吹实施变法展开。（2）维新派特别是康、梁，非常注重笼络封建政权的上层人物，重点是帝党官僚和多数洋务大员，并力图与光绪帝取得直接联系。（3）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戊戌思潮发展成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复苏后的黄金时期（1900—1903）主要成就：（1）广泛而通俗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这给清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和思想统治带来空前的冲击。（2）戊戌思潮代表人物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国民”的概念，使民族救亡和社会启蒙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1902年梁启超陆续发表的《新民说》，是这方面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