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抉择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抉择摘要：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有与民营、基础与创新、计划与市场、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关键词：经济发展；发展模式；模式选择abstract：anykind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relatedtoaregionornationshouldmakeasuitablechoiceforthedevelopmentofeconomymode.duringthetransitionperiod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therearegraduallyformedseveraldevelopmentmodeincludejiangsumodel,zhejiangmodel,guangdongandchongqingmodelthroughtheaccumulationofpracticalexperience.thesepatternsintheprocess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ncompetitionwitheachotherlearnfromeachotherandwillgenerateanew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becausethedifferencebetweenthenaturalandhumanenvironment,newdevelopmentpatternmustbeguidedbythe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integratinguniversalityandparticularity,exploringakindofscientific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realizingthecombinationbetweenthestate-ownedandprivate,basisandinnovation,planandthemarket,enrichingthepeopleandpowerfulnation,andpromotingthescientificdevelopmentoftheeconomy.keywords：economicdevelopment;developmentmode;modeselection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以渐进改革发挥独特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业已取得巨大成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苏南模式、以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的浙江模式、以外向型经济引领发展的广东模式、以国有金融杠杆运营的重庆模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增长极。近年来，关于发展模式曾经有两次比较集中的讨论。一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比较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集中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讨论，逐渐融合产生了新苏南模式和新浙江模式；二是五年来，围绕广东模式“做蛋糕”和重庆模式“分蛋糕”进行争论，通过反思，深化了改革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地经济发展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能反过头来寻求旧的发展经验的支持，也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模式，而应尊重现实，秉承因地制宜，锐意创新的发展原则，通过构建政治平静、经济平稳、文化平实、社会平安的科学发展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模式概念辨析模式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其本质是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论。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1]（一）浙江模式“浙江模式”源于温州模式，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抓住国内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通过明晰和保护私有产权，依靠民间自发力量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民营经济为主体，家庭经营为载体，专业化市场为纽带，以农村城镇为依托的发展形式。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政府则发挥着促进性、倡导性、裁判性的作用。（二）苏南模式“苏南模式”脱胎于苏州模式，是“对无锡、苏州、常州地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与主要走向的一种概括”，[2]指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优势，依靠强大的招商引资策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借助外资的技术管理及商业渠道，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它是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典范。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和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具有“政府引导，外资引进，错位发展”特征。（三）广东模式“广东模式”由“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深圳模式”发展而来，指在经济发展急剧变迁过程中，为应对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挑战，积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机制，通过“解放思想、行政改革、腾笼换鸟、财政公开和网络问政”等形式，着力形成“政治开明、提倡效率、相对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四）“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在2010年6月12日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特别是重庆市如何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利用后发优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其政策以内需促经济增长为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着眼于加快城镇一体化建设，实施民生工程，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以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模式比较比较是确定事物之间异同的思维方法。通过对上述四种发展模式的多维比较，将有助于探索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一）共同点共同点主要表现为发展基础、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三个方面。1.发展基础都比较薄弱。四地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相似，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各种矿产资源也比较贫乏。特别是在工业化社会，农业产出低下，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找出路。同时，苏南、浙江、广东和重庆都具有商业文化传统和刻苦耐劳拼搏精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抓住机遇，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2.发展目的是共同富裕。四地发展模式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3.发展源泉是文化引导。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江苏、广东和重庆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将文化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发挥文化软实力引导作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道德保证。（二）不同点1.自然人文条件（1）浙江经济发展的草根性。浙江省位于东海之滨，常住人口占全国3.8%，土地面积占全国1.1%，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土地资源贫乏迫使人们选择经商务工，“具有杰出经商能力的浙江人是浙江经济现象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浙江模式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3]“浙江模式”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其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在自主创业过程中，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构成具有“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2）江苏乡镇工业的传承性。苏南地区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的辐射能力较强，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直接接受上海的辐射。苏南以兼容并蓄的吴文化著称，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作为中国近代的传统工业基地和商品经济发祥地，苏南培育和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逐渐形成立足本地办实业的经济发展特点。（3）广东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广东位于中国南部沿海，集中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的开放自有其历史渊源，晚清时期广东就是革命的思想策源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gdp一直保持全国第一，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形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广东充分继承和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领头羊精神”，首开网络问政的先河，创新人大代表视察制度，发展舆论监督，培育发展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鲜明的现代民主观念的现代公民。（4）重庆经济社会的后发性。重庆作为直辖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与金融中心，素有“山城”之美称。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重庆定位为国际大都市。文化方面，重庆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效提升了人们的道德水准。2.经济发展状况四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可用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加以考察。（1）经济总量比较。“十一五”期间，广东的gdp一直居于第一位，江苏紧随其后。重庆作为后发型发展地区，经济总量与其他三地不具有可比性。如单纯从数据来看，浙江经济发展似乎退步了，实际上，浙商早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许多浙商在省外的每年gdp贡献和纳税额，都已经大大超过在本省的贡献。（2）经济增长率比较。四地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年均增长10%左右，体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其中，重庆市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年均增长15%左右，特别是在2011年，重庆以16.7%的增长速度荣登全国榜首。重庆市政府推行金融杠杆的发展方式产生了很大的效应。（3）人均发展水平比较。浙江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8000元人民币，约合9000美元，跃居全国第一。结合表2和表3可知，浙江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2011年，浙江居民收入达30900元，农村居民收入13071元，居全国之首，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3.产业发展特征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都会经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变的过程，催生产业集群。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波特首先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概念，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与供应商、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4]（1）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兴起。浙江以农村工业为发展主体的工业化道路选择，“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与世界的流通网络”。[5]浙江模式属于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以民间诱致型的制度创新发展模式。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以上。绍兴纺织、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州领带、温州打火机、海宁皮革等，这些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提升了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但浙江经济依然难以摆脱主要靠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企业多注重规模扩张，忽视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耗能的产业依然占主导，“传统优势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递减”。浙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只有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江苏乡镇企业遍地生金。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传统苏南模式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南地区是靠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政府推动下，江苏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在苏南形成了“引进来”的开放型经济模式。苏南模式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使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活力减弱。由于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外资俘获”型，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小企业规模增长，因更多地受到外在不经济规律的制约而出现“二元化”倾向；苏南外资撤离后的产业空心化，归根到底是缺乏“根植性”“融合性”环境造成的，将是苏南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3）广东外向型经济引领发展。近年来，广东加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