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章早期的对外关系一、葡萄牙人的到达中国及其早期的远征西方海洋国家最初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是葡萄牙。公元1511年，阿尔伯奎克（AlfonsoDalboquerque〖D'Albuquerque〗）攻占了满剌加（Malacca），该地是当时的一个大的国际贸易中心；5年之后，裴斯特罗（RafaelPerestrello）乘坐一个当地土著船只欲往中国，作试探性的远征。1517年，啡瑙·比利·特·安剌德（FernaoPerezde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马来（Malay）船各4艘出航，在上川岛（Shangchuen）下碇，那岛现在叫做圣约翰岛（St.John'sIsland），是圣方济各（St.FrancisXavier）最后到达的地点，他虽然了望到了天国（中国），却被禁止登陆，1552年他死在该岛。安剌德被允许率船两艘前往广州，和他同去的还有由卧亚（Goa）总督派遣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比勒斯（ThoméPires）。安剌德本人还保持了和顺的态度；但是1518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de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却在进行贸易中暴露了他的贪婪，他歧视中国人的偏见和他的专横的癖性；他修筑了一所堡垒并且开始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同他抵抗。他被严密地封禁在港口里面，但是1521年他竟潜逃出境；同时，他的兄弟啡瑙也被逐出口岸，而那位堂堂的专使比勒斯却被监禁，并且于1523年死在狱中。1522年奉派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米罗（AlfonsoMartinsdeMello）到达圣约翰岛，但遭到袭击，所有在他船上的人员几乎完全丧命；少数幸免的逃往浪白澳（Lampaco），他们在那里建立的一个葡萄牙贸易站，一直存在了半世纪之久。大约在1517年或是其后不久，马喀兰夏（GeorgeMascarenhas）绕过圣约翰岛到达福建海岸；他及后来的其他人们在泉州（府）、福州和宁波开辟了贸易。他们在宁波曾经建立一个殖民区；这个殖民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虽然难以确定，但据说在1533年时，已经非常繁荣。由繁荣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气焰，傲慢又发展为骄横无礼，并造成了这些殖民者的滋扰不法行为，以致使宽厚的明朝皇帝不得不于1545年下令由海陆同时来进攻他们。结果据报有“12,000名基督教徒”--包括有800名葡萄牙人--被杀，他们有35艘大船和2只沙船被焚。1549年在泉州也因类似的举动造成同样的结果，漏网的残余者从那里逃到浪白澳。二、葡萄牙派往北京的使节1552年卧亚总督曾经派遣使节前往北京朝廷，但是满剌加总督拒不允许该使节通过前往。1667年又从卧亚派出第四次使节，意图对于中国皇帝直接下令封闭澳门贸易一事有所表示，但没有得到丝毫的具体结果。麦德乐（AlexanderMettelloSouzayMenezes）领导2下的第五次使节是在1727年来到的；这次使节曾经同中国皇帝交换过礼物，但是在打通商务问题上并不比1753年的第六次使节更为成功。在中国人看来，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他的责任就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要求谈判订约。这位专使依照欧洲习惯，屈膝接受了皇帝的赏赐。【龚斯德特（Ljungstedt），“葡萄牙居留地”（PortugueseSettlements），第115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27~429页；颇节，“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中国有关档案汇编”（下文简称“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5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81页】三、澳门的居留地在北方的各次屠杀之后，浪白澳成为葡萄牙人可以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但是在1557年，他们用了惯用的贿赂手段，奉准在阿妈港（Amakau即澳门）的“荒岛”上建立篷舍，晒藏商货。【这是根据品托（F.M.Pinto）的记述；但马礼逊（Morrison）的“中国大观”（ViewofChina）却说欧洲人于1537年已在该地有了临时居所；苏扎（ManoalFariaaSouza）在他的“葡属亚洲”（AsiaPortugueza）一书中叙称：贮藏所“在1558年重新建立于澳门。”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6页】这个岛实际上是一个半岛，1573年中国当局横过狭窄的地峡修筑了一道墙，只留了一个门作为进口，理由是因为绑架的事正在盛行。因为这种罪恶的控诉不断发生，1582年，总督（两广总督）就召唤澳门的总管、法官及其他官吏们到省城肇庆；他们在敌视的态度下被传见，并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但当他们把礼物呈送给总督和他的僚属以后，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有了改进。当时葡萄牙人只有用经常贿赂的手段，才可以停留在澳门，1593年，葡萄牙人在该地的参议会曾向葡萄牙国王上书说：“为了维持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四、中国对澳门管辖权的保持葡萄牙人常常声称澳门是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管辖权之外，然而中国政府对这椿事情直到1887年从来没有承认过。过去盛传作为该处殖民地特许状的有一件“金券”，据说这件“金券”是中国皇帝颁赐的，并且已经遗失；但是并没有记载证明任何非官方人员曾经看到过它。一切事实都和这种说法相反。从最初直到1849年总管哑吗勒事件（GovernorAmaral’scoupd’etat）发生为止，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于领土主权的完全承认。租额最初是每年1,000两；从1691到1740年以后的某一时期为600两；之后则为500两。【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0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2页）以1754年为另一次获准减租开始的年份】1843年，当耆英对澳门许给某3些更多的特权的时候，也曾向他要求取消每年的地租，但他却断然拒绝。【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03页】澳门的主教在1777年以代理总管的资格，向参议会书面报告说：“葡萄牙人承皇帝的惠准，因交纳地租而取得澳门的临时使用和利益。”【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9页。密尔本（“东方贸易”，第二卷，第462页）称：“澳门是完全在驻广州总督的管辖之下的。”】1802年，在印度总督威里斯里勋爵（LordWellesley）的命令下，为了防备法国人的可能进攻，一支英军占据了澳门。中国当局曾经抗议这种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同时亚眠和约（peaceofAmiens）的消息恰巧又传来，英国军队就自行撤退了。【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76页】1808年，驻守卧亚以防范法国的敏托勋爵（LordMints），又派兵去澳门作同样的防卫。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董事会认为：“如果从葡萄牙方面得到许可，就无须顾虑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挠”。中国方面的意见却不是这样，总督要求英国海陆军队立即撤退，并以使用武力及封闭英国贸易相威胁。海军上将德鲁雷（AdmiralDrury）提议和总督会晤，总督冷淡地予以拒绝；之后德鲁雷就打算强行通过虎门来会晤，但又遭遇了武装抵抗，只好退回；于是英军就放弃了澳门，承认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各种权利。【同上书第84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230页】五、中国对澳门的领土管辖权和刑事管辖权在管辖权问题上，据记载，1587年以前，中国曾经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凡牵涉中国人在内的案件，不论他是原告或被告，都归他裁判。后来--但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这种职权又转移给前山寨（GasaBranca）的地方官，这个官员掌握着1573年修筑的横贯地峡的界栅的锁钥。迟至1690年，香山县不再假手他的佐治人员，而亲自处断澳门境内的案件。1744年，特为香山县设置府佐一员，即“左堂”（原名为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又简称前山寨海防同知），专理澳门事务，这个“左堂”在1800年就进驻澳门并且行使他的管辖权。1749年，某些被中国当局所指认为罪犯的人，假借教徒的身份，逃往安巴罗修道院（NossaSenboradoAmparo）潜藏，葡萄牙人又拒不交出他们；因此，中国当局就禁止一切物品对他们的供应，并且勒令所有商人离开澳门，葡萄牙人这才交出逃犯并同意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的第五款规定，凡凶杀案件、前山寨的中国官吏可以前往澳门验尸，然后再将一切证物呈拨广州作最后判决；第七款规定，凡是没有拿前山寨县丞凭付费收据所发给的许可执照的，不得在澳门营建或修缮房舍、码头或炮台。【同上书，第12~15页】但是后面的一款在1843年被耆英取消了。【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0页】4六、中国对澳门的财政管辖权澳门港口的财政管辖权也同样操在中国手里。1631年，广州停止一切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就移到澳门进行，情况和以前在广州所行的相同；这种措施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已使中国商人有充分时间组成一个行会，达到他们垄断贸易的目的。1698年的一道上谕训诫说：“澳门属中国管辖，凡行止善良的客民，均视同子民”。这个原则在1717年还被奉行，当时参议会企图保留葡萄牙船只在该口岸的特权，拒绝对其他各国商人的优待，但被干脆地驳斥，不许他们采取这种步骤；1726年总督并且进一步通知说，这种问题的决定，应该在于皇上而不在于参议会。【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81页】1732年，总督责成葡萄牙当局随时报告到达的每一个外国船只、它的国籍、兵力、目的地等等。不久之后，粤海关部派了一个税口委员驻在普拉亚·格兰德（PrayaGrande）码头地方的临时住留区；葡萄牙人于1779年迁出该区，但仍在澳门给该委员准备一所适当的房屋，这个委员的继任者一直住到1832年，【同上书，第10页】可能到1849年，并从那里向在澳门上岸或下船的客、货，征收捐税。截至1831年3月31日为止，在12个月中这税口委员从澳门贸易中征到税收总额69,183两，其中30,132两是对该地起岸的1,883箱鸦片课征来的，39,051两是对其他商货课征得来的；【同上书，第51页】在1847年，即澳门宣布独立的两年以前，一位旅客的记载说，在该地登陆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人向清朝官吏交纳西班牙币半元。”【普费弗，“一位夫人的世界环行记”，第52页】七、作为各国贸易基地的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但澳门却繁盛起来，它在中国人的监督下，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用引水和买办，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的方向；商人们在每季季末，都从广州商馆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下一季度的来临，使他们得以重新进入广州。十九世纪该地的侨民，除教士及军人外，数目如下：【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54页】1810年1830年白种男人1,172人1,202人白种女人1,846人2,149人奴仆（男）425人350人奴仆（女）606人779人合计4,019人4,180人这种男女人数间的不均衡，虽然是殖民地中少见的，却正好说明了当地的特性。5八、西班牙同中国的联系西班牙人是第二个和中国人发生接触的。他们是西方世界的发现者，正如葡萄牙人是东方世界的发现者一样，因此他们是经过西方来到中国的。第一次来自马尼拉（Manila）的使节是两个教士，在1575年到达广州，他们曾被送往水兴谒见总督，很受礼遇；但他们毫无成就，仍旧返回马尼拉。对菲律宾的贸易兴旺起来，但它却掌握在来自福建--厦门、泉州和福州--的中国商人手中；由于这些商人数目迅速的增加，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本身的优势地位就感到恐慌，因而他们在1603年就下令大屠杀。当时居留在西班牙统治下各岛屿的二万人中，除了少数逃脱之外，几乎全部都死在刀剑之下。【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8页；派克，“中国的历史、外交及商业”，第86页；诺曼（Norman），“远东的人民与政治”（ThePeopleandPoliticsoftheFarEast），第172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Islands），第115页】但商人的数目后来又重新增加起来，因而在1639年又进行了另一次大屠杀，当时在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