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

全球价值链治理简介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帮助说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它利用三种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来识别三个在全球价值链是治理和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变量。这三个变量是：（1）交易的复杂程度；（2）识别交易的能力；（3）供应能力。这一理论把现实的价值链分为五种治理模式：科层型，领导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按照合作意愿和权力的不平衡程度从高向低排列。本文通过四个简单的产业研究案例：服装、自行车、园艺和电子产业集中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力和重叠的本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方面。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是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这二者推动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及大型的，垂直一体化公司的解体。跨国公司逐渐把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向创新、产品战略、市场营销及生产和服务的高附加值环节集中，同时大力削减一些非核心的功能如普通服务和批量生产等。这种转变为大量介于科层型和市场型之间的各种网络治理模式的诞生垫定了基础。本文的目的是为更好的理解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转变提供理论框架。我们希望能够为现实世界存在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治理提供一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全球范围内生产组织的演变不仅仅影响公司发展和产业结构，而且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如何及为何前进与后退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和政策制订工作对全球生产和分配体系组织方式及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我们的愿望之一就是为各国制订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就业创造、减轻贫困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1，全球经济的片断化，协调及网络化的起因对于我们来说，理解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变动本质的起点包含在增值链中，正如专门研究全球经济中国家和企业战略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从最基本的形式上讲，增值链包括技术，原材料与劳动力投入，经过加工的投入品再经过组装，营销和分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公司可能只从事其中的一环，也可能垂直整合整个生产过程（Kogut,1985）。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那些活动和技术公司应该自已持有，那些应该从外部采购以及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应该如何在全球分布。贸易经济学家们同时也关注全球生产是如何组织起来的。Arndt和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段化”来形容同一产品加工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他们认为这一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新生事物。这种片段化使不同国家的生产过程被整合成一个跨国界的生产网络，这一网络可以在一个公司内，也可以在公司之间形成。Feestra(199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明确地将全球经济中“贸易一体化”和“生产过程的分离”联系起来。通过贸易不断出现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带来了跨国公司地理上的分散，因为跨国公司发现提高在国内外采购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的比例对它们是有利的。这已经带来了零部件和中间品国际贸易份额的不断增长（Yeats,2001）。如果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和公司之间的“片段化”不断提高，那么这些片段化的生产活动如何来协调呢？Arndt和Kierzkowski的观点很明确：所有权的可分离性是跨界生产组织形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产权分离无法实施，那么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就可能是一个首要选择。如果产权分离是可行的，那么委托加工等方式就会提上日程，而外商直接投资就不会扮演主要角色。（2001：4）这一关于全球生产如何组织的二元化观点，即或者通过市场或者在跨国公司内部，可以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公司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何种程度下公司会为特定交易进行资产投资——资产专用性加以说明（Williamson,1975）。对于标准化的产品，由于它们便于描述和定价，市场机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协调的要求下降是因为标准化的产品很容易在合同中描述且可以批量生产和存储，待客户需要时随时供应。同样因为标准化的产品由众多的供应商来供给，顾客也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反过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又为公司自己从事一部分生产活动提供了原因。首先，产品或服务个性化越强，其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这就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从而使这一产品要么无法采购到，要么由于投资安全性而极其昂贵。其次，即使不存在投机风险，当公司之间关系需要更多协调时，交易成本必然上升。例如，非标准化的投入品和一体化的产品设计架构涉及更复杂的设计信息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之间更显著的相互影响。一体化的产品架构更需要非标准的投入，而特殊部件设计的变化会带来系统其它部分的设计变更（Langlois和Robertson1995,Fine1998）。同样，对时间因素比较敏感的零部件其协调成本也会上升，要使分散加工与整个链条渐次投入保持同步必须进行更紧密的的协调。毋庸置疑，认识到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得出复杂和紧密协调的生产体系总是会导致垂直一体化的结论。相反，资产的专用性，投机主义和协调成本可以在公司之间通过各种方法加以管理。许多情况下网络参与者通过重复交易，声誉以及特定地理区位或社会团体的社会标准来控制投机主义者。网络理论家（如Thorelli1986;Powell1990;Jarillo1988;Lorenz1988）认为信任，声誉和相互依赖抑制了投机主义行为，其发展结果是他们可能会进行更复杂的公司层面的劳动分工，其相互依赖也会更甚，这一点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期存在差异。再者，Penrose(1959)率先提出的企业技术和学习能力学说着眼于公司内部的资源，为公司为何会在资产专用性情况下购买一些关键投入品并由此构建相对复杂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别的理由。按照Penrose说法，公司如何及能否获取价值部分取决于公司能不能得到并保有为其竞争者难以效仿的竞争力（资源）。在实践中，即使最一体化的公司也极少能够把其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全部技术和管理能力内部化。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使用频率变量来表示这一客观情况。如果一项投入需要频繁用到，即使很重要，也应该通过外购的方式得到。这是规模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观点。相反，企业技术和学习能力经济学认为参与一些价值链活动所需要的能力的学习过程可能是非常困难且耗时很长，其结果就是一些公司无法获得，而不管其使用频率及能否获得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必须依靠外部采购。核心竞争力学说则将这一观点又推进了一步，认为集中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以其它公司核心能力为补充的企业会比垂直一体化或无序多元化的公司表现得更好（Prahalad和Hamel,1990）.这些观点经常在区域或国家层面，或者在“一个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讨论（Granovetter1985:507）,同样也可以在全球范围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中加以运用。地理学家们（如Huges2000,Hendersonetal2002,Dickenetal2001）在最近的文章强调了全球经济中公司关系的复杂性。其核心观点是尽管很复杂，全球规模生产体系的控制和协作依然可以在不具有直接所有权的情况下得到。如果放在一起考虑的话，这里讨论的产业组织理论指出了处理资产专用性的不同方法以及资产专用性情况下构建复杂的公司间关系的不同动力，由此产生了三种产业组织模式：市场、等级制和网络制。但是实证观察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网络型模式都是一样的，在下一部分我们给出能够帮助我们辨析和说明这种差异的理论。2，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如果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对政策制订者有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经济的。它应该对极端复杂的客观情况进行简化和提炼，辨析在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中占重要地位的变量，同时保持其它变量不变，起码起初应该是这样。很明显，历史，风俗习惯，地理和社会环境，博弈规则的演变，路径依赖和许多别的因素会影响公司和企业集群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连结在一起。然而，一个简单的框架是有用的，因为它分离了关键变量并提供了可能被忽略掉的隐藏在具体实例背后的动力。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能产生与现实世界相似结果的最简单的理论框架。上世纪九十年代Gereffi和别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称作全球商品链，这一理论直接将增值链与全球产业组织连接起来（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这一框架不仅突出了公司之间协作的重要性，而且突出了新的全球买家（主要是零售商与有品牌的营销商）作为关键驱动力在分布全球化、组织片段化的生产和分销网络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Gereffi（1994）使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来表示全球买家是如何使用明确的合作帮助建立一个高度竞争的供应基础，这样全球规模的生产和分销体系可以在没有直接所有权控制的情况下建于其上。通过突出分散链条上的明确合作并将它们与垂直一体化关系，或生产者驱动的链条，进行比较，全球商品链框架关注网络在推动跨国生产组织共同演进方面扮演的角色。然而，全球商品链框架并不足以说明最近研究揭示的各种各样的网络模式。同时，关于园艺业（Dolan和Humphrey,2000）和鞋类（Schmitz和Knorringa,2000）的研究证实了Gereffi的观点，即全球买家（零售商，营销商和贸易商）可以并且的确对区间上分散的价值链进行了高度控制，即使它们并不拥有生产，运输和加工设施，最近关于全球生产的研究突出了其它重要的协作模式。关于电子产业和合同制造的研究（Sturgeon2002,Sturgeon和Lee，2001）与三种供应关系类型形成对照，基于生产和加工的标准化程度：（1）通过市场关系供应标准产品的“商品供应商”；（2）致力于生产顾客需要的非标准化产品的“领导型供应商”（3）集中资源于不同的客户，使用灵活的生产设备，按需订制的“一揽子供应商”。这一分析强调了公司之间交换信息和生产设备中资产专用程度的复杂性。Sturgeon(2002)把依靠一揽子供应商的生产体系称作“模块化生产网络”，因为高度竞争的供应商可能会根据需求加入或被排除出全球生产安排。大约同一时间，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辨析了准科层关系下的购买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与“领导型体系下的供应商”相对应；以及网络关系，这种关系下公司之间的合作是因为他们拥有可以相互补充的竞争力。Humphrey和Schmitz强调了供应商竞争力在供应商对买家附属程度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全球买家需要对供应商的竞争力投资，他们不但需要详细说明产品参数，规定供应商需要遵循的加工流程，还要维持其主要亦或唯一顾客地位来最大化这一投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及从许多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中提取出来的观点，我们提出一个更加完整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分类办法。我们承认，同许多别的试图说明产业组织的理论框架——从交易成本到全球商品链再到组织理论——一样，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垂进一体化的公司（等级制）构成了明确合作程度的两个极端，网络关系模式则构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中间部分。我们把这个体系下的网络关系模式分为三种：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这样我们的分类方法共区分出五种基本的价值链治理模式。这些类型是解析型的，而不是实践的，尽管它们部分源自于实际观察。它们是：（１）市场型。市场联系并不一定都是完全短期的，如同典型的现货市场一样；公司之间的合作也可能会持续很久，并且重复交易。市场型治理模式的要点是对于交易双方而言，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成本都很低。（２）模块型价值链。典型的模块型全球价值链中供应商按照顾客要求生产产品，只是详细程度不同。然而，当提供“一揽子服务”时，供应商对全套加工技术承担全部责任，使用有限专用性的普通设备，代表顾客支付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资本开支。（３）关系型价值链。在这种网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易双方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这通常会形成相互依赖和资产的高度专用性。这种模式可以通过声誉、家庭和种族联系来治理。许多学者已经强调了关系型价值链联接的空间临近性特点，但是对于长期合作或建立在分散的家族和社会群体之上的关系型价值链成员来说，信任和声誉起到了良好的约束作用。（４）领导型价值链。在这些网络中，小型供应商对大的购买商存在着高度依赖性。供应商面临着极大的转换成本，由此，领导型供应链的特点是领导企业对供应商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