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的目标何在？

奋斗的目标何在？这是一位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长者——中外管理杂志社创办人、总编杨沛霆教授在黄光裕事件后提出的令人惊叹的发问？他告诉，不明白这一点，企业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上海20摄氏度，阳光灿烂；北京摄氏—3度，小雪霏霏。这是我从上海到北京的直接感受。坐的是10号17：32的Z14特快直达列车，11号早上7点钟就到北京火车站了。尽管与上海有着巨大的温差，却并不感到冷，这是天阴沉沉的、暗湿湿的；在上海，天空应当很亮很亮了。北京公司的小杨接我。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在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的双花园小区，外面不怎么样，里面还挺好的，温暖得很，重要的是有家的感觉。与施总交流，接到中外管理杂志周永康的电话，约定下午与杨沛霆教授见面。中外管理杂志在玉渊潭南路，出租车在这里打了几个转就是找不到杂志社所在地中兴大厦，真不知，经过奥运洗礼后的北京出租车究竟怎么啦？见到周永康主任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推迟了四十分钟，说杨教授在家等我。杨教授的家离杂志社不远，在颐源居。杨教授以非常和蔼的笑容迎接我。这是第四次杨教授见面了。第一次还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旬，因为经常有文章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杨教授对我是一点也不陌生，记得当时陪我见杨教授的是责任编辑高煜（他的全名应当是姚煜高），一位非常可亲的老人，以后还去他家拜访过，那时他已经到中国科学人杂志了。杨教授对我印象深的，是因为我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还被他在卷首语中专门写到，每期杂志的卷首语皆为杨教授主笔，这么多年着实不易。与杨教授的第二次见面，是2006年的10月份。此前，杨教授派周主任及其他记者到森达以及森达在上海的基地松江永旭公司采访董事长朱相桂。那是杂志推出的一个专栏式的，叫15年15人吧。杨教授很忙，因为在筹办中外管理杂志第十届官产学研讨会。但杨教授还是挤出时间设宴招待了。席间，就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谈了很多，也谈得很愉快。他对我的一些看法极为欣赏，当即表示请我做15期研讨会的特约嘉宾。那时，研讨会的宣传资料已经送印刷厂了，杨教授立即要求停下来，增加我的资料，这让我很是感激。再推却也过意不去，也就应承了下来。这也有了与杨壮等人同场演讲的一幕。这次周主任还特意提到这点，说这15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并说那时大家对我的演讲印象非常深。第三次见面也就是在第15届官产学研讨会上了，记得我第二次发言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让我有点慌恐。结束时也曾被众多听众包围住，还是周主任为我解围才得以出来。后来还有一次关于人才方面的演讲邀请，但因时间无法安排而未成行。这样说来，我已经两年没有来看杨教授了。我们的谈话是从黄光裕开始的。因为在2006年我曾出版《一个人的企业》，主要写的是新疆德隆的唐万新，一个类金融帝国的覆灭。黄光裕与唐万新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杨教授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讲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都是草根出身，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资本情结，这种资本情结最终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欲望，而个人欲望又因其身上强烈的赌性，最后无以自拔。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资本情绪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资本家族化，公司资本是家族资本，在德隆是由唐氏四兄弟掌控，在国美则由黄光裕夫妻来操纵。从无钱到巨富，从穷人到富翁，不管他嘴里讲什么，他骨子里对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占有欲，钱越多，占有欲越强烈，操控的欲望越强烈，越会在操控中获得快感。钱是我家的，是他们的共识。黄光裕如此，唐万新亦如此。二是资本政治化，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有着其智慧和勤劳的元素，尤其是在早期，但也随着资本的增加，资本中的政治元素越来越多，资本的政治味道浓度太高，也是资本走向幻灭的重要因素，黄光裕事件这一现象比德隆更为明显。三是资本传承化。因为钱是我家的，家里的钱当然由家人用，再传给后人，这是绝大部分民营老板的共识，不管他怎么对别人解释，他骨子里，他血液里这是么思考的。这样的资本很难赢得社会的共识与共享。四是资本爆炸化。以前有句话，做产品，一毛一毛的赚；做品牌，一块一块的赚；做资本，十块十块的赚。资本市场成为有钱老板共同瞄准的对象，德隆这样，国美也是这样。这些有钱的老板，钱多了就发痒，以不再满足过去滚动积累，而是希望开发金矿，看看这几年的富豪们，绝大部分都是爆炸式发财的，这是令人惊诧的。五是资本原罪化。民营资本的积累，或多或少有着其原罪的存在，尤其是巨富们的资本积累，更是如此。这些原罪因素的存在，一来会为今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二是也会导致老板对原罪资本的看法与做法出现失衡与变态，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六是资本的非慈善化，与国际公司相比，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化意识、慈善化意识还远远落后，钱中“我”字多，钱中“他”字少，与他人共享、与社会共融的意识不够。杨教授说，这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家，只知道奋斗，但不知道奋斗为什么？目标模糊，这是民营企业家致命的弱点。民营企业家相当部分是艰苦创业起来的，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多赚钱，但当赚到钱后，向哪里奋斗，基本上就不清楚了。人生到底为什么？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很难说清楚，也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不久前与茅于轼也曾聊到这一话题，茅老说，用我的努力，使自己与身边的人生活愉快，这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中并不是钱越多越好，企业同样也不是钱越多越能生存得久。企业老板一定要弄明白奋斗的本质究竟是为什么？在这方面，松下幸之助以及比尔盖茨均是效仿的对象。当个人、当企业满足基本的生活与发展后，一切都是社会的，既然是社会的就当由社会方式来支配，而不是个人欲望来支配。这是很重要的。马洛斯的第五层次，就是实现自我，这是人的共性。一些民企老板对实现自我，往往就是个人欲望的为所欲为，这是很可怕的。知道我奋斗，很重要；但知道为什么奋斗，更重要。柳传志有句话很经典，要理想，但不要理想化。理想化比理想，仅仅只多一个字，但却有天壤之别。人没有理想不行，但理想化更不行，尤其是那些已经获得阶段性成功的人士，一旦理想化，就会导致财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最后走向狂妄。天令其亡，必令其狂，就是这个道理。杨教授非常健谈，从张瑞敏到柳传志，魏家福到鲁冠球，杨教授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办企业不容易，他们的成功确实有过人之处。黄光裕很可惜，每个人都要从中汲取教训。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话题也很散，从多元化经营到金融危机，从财富积累到企业决策，等等等等，思维敏捷活跃的杨教授带给我许多新的思维新的思想，他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每个月至少要与一位企业家交流，与企业家交流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杨教授如此这般说，或许这也是中外管理办得越来越好的重要因素。从杨老家出来，天已经黑了，但一点也没觉得功夫。杨老今年78岁了，与我的父亲同龄。祝中外管理越办越精彩，也祝杨教授健康、长寿！阿里巧巧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与杨沛霆教授的合影，一次一定得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