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魅力—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永恒的魅力—周恩来的领导艺术05九、个人修养斯大林说：“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这就说明了个人修养与事业的关系。什么是修养？修养指个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和培养所达到较高的水平，也指待人处世方面的正确态度。当然，主要是指前者。修养一词，无论在历代典籍或现实生活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都经常使用。修养在中国伦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懦家讲道德的内容即是人伦，孔子、孟子都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在《大学》、《中庸》中把“正心”、“诚意”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宋明以来的理学家，如程朱陆王学派，更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穷理居敬，读书静坐”、“在事上磨炼”，目的在于陶冶人的德性、变化人的气质。在道德修养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同时也吸取了古代修养术中的合理途径和方法，如内省、体验、升华等，即：首先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人格作为自己修养的楷模，可以向书本学习，也可以向社会和群众学习，即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从中吸取营养。其次要结合实践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检查，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达到自我估价、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即周恩来所说的“自我改造要自我认识”。再次要使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逐步形成新的认识付诸实践，即在改造主观世界时，及时总结，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这是一个不断认识和不断实践的往返过程。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道德境界可以分成三个类型，即自私自利、先公后私、大公元私。自私自利境界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要在道德修养中摒弃。先公后私境界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较普遍地树立起来。大公无私是无产阶级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境界，已经产生了一些榜样。刘少奇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制订了七条《我的修养要则》，而且都在自己的实践中身体力行，堪称楷模。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之所以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和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加强思想品德上的修养分不开的。周恩来堪称本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出色的“演员”。从2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到76年逝世，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从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他担任国家总理达26年之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以才干、道德、智慧取胜，生存在中国党政高层权力空间，这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他还是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班子中仅有的职务曾高于毛泽东的人。阅历很广、深富欧美文化修养的尼克松说：“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0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周恩来的成功和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人修养。他是如何通过个人修养达到超凡的境界，并取得事业上成功的，我们试图带着这个问题去找例证⋯⋯博学多思，以才辅德儒家经典《中庸》对君子的要求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其中，以博学为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学没有什么畛域之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政伦日用，皆在悉心研讨之列。“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多全才和通才，各领风骚数十年。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济世，周恩来的博学多才有口皆碑。尼克松称他对哲学、政治和历史很在行，其实，他的才情远不止这些。他精通好儿国语言，在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也有相当的修养。人人都佩服周恩来在各种对手面前应付自如，妙语连珠，殊不知这正是他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结果。周恩来内悉国情、外度世界大势的非凡能力，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他同国内同事研究工作，往往使那个领域的专家答不出他提的问题。他接见外国客人的谈话，经常使客人们为他对自己国家情况了解的深度和精确而发出惊叹！勤奋好学，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周恩来渊博知识和非凡能力的源泉所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远离江淮平原的故乡，随同伯父到东北读书。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他回忆：“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他在铁岭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又随伯父到沈阳入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在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办起来的，他在这里接触到许多新的东西，大大开阔了眼界，在课堂上，老师除讲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语等课程外，还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1年暑期，他与几个同学到距沈阳东郊60里的魏家楼参观，这里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周恩来听到村民血泪斑斑的诉说，心里燃起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满腔怒火，以及对清朝统治者的无比愤恨，从小产生了救国之志。有一天，该校魏校长上修身课，问学生为什么奋斗目标而读书。学生们抢着回答：“为光耀门庭而读书”，“为个人前途而读书”。只有周恩来不同凡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竟有如此博大的气魄和深远的抱负，魏校长禁不住高声称赞：“好哇，好！”这一志向，从此一直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持续的动力，推动他努力学习，不断求索，与时俱进。以“中华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于13年8月进入天津南开学校继续求学。他抱定立志救国、发奋读书的决心，规定自己要做到“五个不虚度”，即：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果然如此，在四年的中学生活中，他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四年学业成绩平均为2分，尤以国文和数学成绩最佳。这四年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南开学校比较开放，中西文化可以自由地进入校园。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大量地容纳古今中外的知识。他节衣缩食，甚至每天只以一点熟黄酱下饭，省下钱买了一部洁白的粉莲纸印刷的《史记》。他身边还有一部《饮冰室文集》，后来随身带到日本经常翻阅。梁启超的这本文集不但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且梁启超雄辩的思想风格和研究问题的灵敏思路，对他的影响极为重大。《天演论》是当时引进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著作，他也受过这本书的积极影响。从他在南开时期留下的几十篇作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思想的走向：即道德救国和实业救国各执一端，双峰并峙。后来，他东渡日本，赴欧求索，仍然坚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念，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为了救国救民、为了“中华腾飞”，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着、追求着⋯⋯●接受马克思主义17年9月，周恩来抱着寻找救国真理的决心，从天津启航，东渡日本留学。行前，他写下了那首抒发青年时代远大抱负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到日本后，他经过实地观察，很快看到：日本是个军国主义国家，“有强权，无公理”，必定奉行弱肉强食的战争政策。要学日本走维新道路救中国，看来行不通了，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到了日本。周恩来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的著作中，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在京都写了几首诗，其中的《雨中岚山》里有这样几句：潇潇雨，雾濛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诗中，他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历史的新潮流到来了，这个新潮流，就是社会主义运动。19年4月，他从日本归国，投入了方兴未艾的五四运动中。他组织了天津觉悟社，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警察厅的牢房里，他向一起被捕的难友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系统他讲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成为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20年11月，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寻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方法，他搭上一艘邮轮，赴欧勤工俭学。他考察了欧洲的社会状况，亲身感受到战后欧洲饥寒交迫、危机四伏的严酷现实。在对西方文明尚存的一丝幻想破灭后，他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21年春，他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法国小组，并奔走于巴黎、伦敦、柏林之间，积极联络同志，发展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此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虽然在21年参加了共产党，但他的思想在入党后的22年至23年还有一段激烈的改造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斗争中完成的。他发表在《少年》刊物上的10多篇文章，是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捍卫苏维埃俄国的论文。这些论文笔锋犀利，一扫过去调和色彩，充满战斗激情。如果把这些论文与南开时期的文章比较，风格遇然不同，表示马克主义已经在他思想中比较牢固地确立起来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周恩来确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真知的见，虚心学习，集人所长。在他的一生中，向众人学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善于向领袖人物学习。他说：“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凡是与他共事的人，他认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如：朱德德高望重，英勇果断，意志坚定；任弼时原则性强，智慧过人，头脑冷静；刘少奇注重理论，沉稳持重，思虑周密。其中，他最推崇的是毛泽东，深知毛泽东是在各种“主义”、各种“洋理论”无法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里解救出来的情况下，用自己独特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其次，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他认为：“人民在历史中处于主体地位，知识、经验、智慧、情况和力量都来自于人民群众，长期脱离群众，就会枯死、锢死，思想僵化，才智枯竭，情况不明，意志衰退。”他反复教育各级行政干部“要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做小学生”，必须“向有经济建设经验和知识的同志学习，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他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深人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学于众人。在上海，他到里弄串门，与市民拉家常；在杭州，他访问茶农家，了解农民生活和茶叶出口情况；在工厂，他与工人一起劳动，拜工人为师；在农村，他坐在坑头吃窝窝头、喝玉米粥，问庄稼的长势和收成⋯⋯这种诚心诚意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精神，使他在各行各业获得了无数知己，收集了各种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周恩来善于向社会学习，也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是比课本更重要的一部“大书”。从这部“大书”里，他学到了比书本上更多的知识，终于积累成治国安邦的经验。●活到老，学到老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日理万机，可他仍然一刻也不放松学习。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柜中，放满了《新华月报》和《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经典著作，以及一些辞书、工具书。他经常需要查证核对一些语录、日期、数据和文件资料，随时到书柜上去取。他的财经秘书吴群敢回忆：“我发现，总理看书是极其认真细致的。比如，那本在我手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第四章第二节，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一节，总理在书上逐句逐字圈点划线，还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注。”周恩来唯一给自己封的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长。吴群敢说：“我记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刚出来，总理要求大家一起学习。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有翻译过来，总理得知其中有的章节专门论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问题的时候，嘱咐齐燕铭尽快组织翻译，供大家参考学习，并组织办公室人员讨论。”在百忙中，他有空就阅读书报，连在火车上、飞机上都手不释卷。周恩来座机机组人员回忆他在飞机上学习的情景：“总理经常到各省市视察、处理工作，有时从上飞机到飞机即将降落，都在批阅文件，或找人谈话。”有人统计过，他在近百次的飞行中，没有一次静心休息过，即使是数百公里的短航程，也不忘阅读书报。“由此可见，他真正做到了见缝插针地看书学习。”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72年患了癌症，许多同事都劝他休息和全力进行治疗。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