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时间：2013年03月20日09:45:48中财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45期“经济每月谈”于3月19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新型城镇化：中国的现实选择”。与会嘉宾就如何建设城镇化进行了“把脉”。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措施。城镇化不是人口比例增加原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不要在“城镇化”和“城市化”、“城镇”和“城市”两个概念上再引起一番新的争论。实际上，所提的“城市化”，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的“城镇化”，这是一对“同义词”。王国平指出，“21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后，中国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城市化已成为人类进步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和核心动力。”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刘森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要求，提高生活在大中小城市、县城、镇区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等不同地域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应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必然规律。2刘森表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从新乡市的情况看，2012年新乡市工业化率达到了52.4%，高于城镇化率近8个百分点。第一，城镇化水平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和各种矛盾的聚焦点；第二，工业化水平超过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已经具备加快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变城乡面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以往的城镇化道路不同，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能够从根本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城乡发展品质的提升，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把脉”城镇化王国平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也只有选择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王国平指出，城市群是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使产业和人口在空间集聚与扩散运动的必然结果。王国平认为，中国城市化要成为21世纪人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就必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就必须坚持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3现代化，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吉林省四平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国祥认为，城镇化的外在表现是城镇化规模的扩张，但是内在根本的原则是人向城镇、城市聚集的过程，实质是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布局的新调整和变化。石国祥指出，要想推进城镇的建设，一定要研究城镇生产要素的聚集，来支撑这个产业的聚集，才能形成城镇发展的格局。这是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作为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王国平认为，城市发展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只有坚持工作重心与工作重点的结合，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才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石国祥也指出，在解决城镇的发展上，要破解土地流转的难题，要引导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农业的发展。此外，农民和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也需要解决。注意防止“城市病”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城市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王国平指出，我国短期内要解决“城市病”问题难度很4大。当前，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避免各方面“城市病”发生“共振”，从而导致系统性城市运行风险爆发，是城市管理者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王国平指出，要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美好的城市生活，就必须正视并破解“城市病”。只有破解“城市病”，才能真正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就必须坚持“先治病、后发展，边治病、边发展，寓城市发展于治理城市病之中”的方针，从而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推进城市化的共识。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是手段，创造美好生活才是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最终目的。石国祥指出，可以通过消费转移，解决城市病当中的一些矛盾，使它健康有序。城镇化——浙江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国际在线报道（记者付钰、潘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推进城镇化进程被确定为未来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作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浙江省，几十年的城镇化不仅成为经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也奠定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浙江已俨然成为全国城镇化有代表5性的地区。航民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东部，占地2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人。为实现全村共同富裕，航民村自1979年开始创办工业企业，至今已组建了航民集团并拥有了一个全村控股、集多产业多门类的工业体系。村行政接待办公室主任孟建娟介绍说，现在村民拥有集团49％的股权，且全村吃穿用都能自给自足，独立的经济体系使这里避免了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孟建娟说：“办企业的时候征用了一部分土地，但是可耕地我们还是保留在那里的。现在村民吃的粮食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这个是完全可以保证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一些出口型企业影响是特别大的。相对来说，我们因为出口很少，也只是间接出口一部分，所以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航民集团以首饰加工、印染等为主的产业集群在2011年为村里带来了5亿元利润。村民现在人均收入加股份分红达到了4万余元，电脑、私家车也早已进村入户，使航民村成为了现代化的和谐新农村。向松林是航民村的一位村民，今年78岁的他从小就生6活在这里。在他的印象中，航民村的以前和现在“大不一样了”。以前航民村非常穷，靠种水稻生活。改革开放后这里的生活好起来了。居住条件提高了，其他生活所需也“要什么有什么”。向松林认为他现在相当幸福，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他们的生活已经比城市好了。他说：“要吃有吃的，要用有用的，平时打打麻将，老年人娱乐娱乐，现在无忧无虑了。现在收入我们比城市人高了；居住的条件我们比城市好；环境也比城市好，城市里污染太严重了。”与航民村一样，另一个浙江小镇龙港近二十多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港地处温州南部，1984年，五个小渔村合并建成了龙港镇，人口仅6000余人，被称做“中国第一座农民城”。2010年，龙港镇已成为一个拥有52万常住人口、生产总值高达200亿元的小城市。在龙港土生土长的陈志群是这个城镇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和贡献者。他介绍说，建镇前龙港是一个“灯不亮，路不平，水也不清”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富裕了，生活、住房都有所改善。现在道路四通八达，只用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温州。在东北短暂经商之后，陈志群回到了家乡，做起了印刷生意，以创造就业的方式实现“先富带后富”。陈志群感觉回来以后生意越来越好做了。他说：“（生意）越来越7好做。龙港整个面积大起来，经商多起来，交流，来往（非常多）。不管（本地）外省都来。以前没有龙港镇，谁来这里？现在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农民城，大家都来看看。”城镇化释放出的巨大商机使浙江企业受益颇多。森马集团是一家服饰生产企业，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有专卖店超过7000家，年零售额达到130亿人民币。该集团董事长助理赵小波介绍说，他们的营业数据显示，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影响，近年来中国农村和小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大中型城市：“三四线城市（小城镇）的增长要比一二线城市快很多，盈利能力也是三四线市场可能更好一些。以前人们外出打工，可（现在他们）回去之后，（认为）哪怕工资少一些，生活成本低，实际购买力可能更高，所以三四线城市的爆发要比一二线更厉害。我们正在调整产品布局，相信三四线市场会很有活力。”茅于轼深度剖析通胀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之谜2010-11-2512:51中国新闻网[摘要]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再度开腔，在通胀压力与转型结伴而行之时，抛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最终答案。8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再度开腔，在通胀压力与转型结伴而行之时，抛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最终答案。“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我是改革派，不怕担责任”、“我理论的立足点就是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贡献就在于把有能力当企业家的人筛选出来了”、“企业家创造财富就是关心群众”……7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一贯以其犀利的思想和言论受到业界人士的褒与贬。有人说他“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但他也在网上久负骂名；有人说他为扶贫作出的努力堪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但他也被一些人指为富人的利益代言人。面对近期通胀升压，调结构、转方式难度加大的现实情况，中国经济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茅于轼的看法不改犀利本色。11月19日晚，央行10天内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释9放出强烈的货币紧缩信号。这轮通胀的起因和背景有很多特殊之处，除了货币政策这一原因，在中国还有一些结构转型等引发的通胀因素。这些长期的、短期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这轮通胀的演变会比较复杂，也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会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即使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至今的全球经济衰退时期，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远高于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一时间被誉为“一枝独秀”，令人刮目相看。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经济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高速增长？靠传统行业？靠战略性新型产业？这种增长速度还能持续多久？在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潜在风险？在主题为“新产业、新经济、新机遇”的20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论坛中(召开时间：11月30日全天；召开地点：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将在其演讲中给出精彩解读。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是20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论坛的明显特点。除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工信部总经济师周子学、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将到场发布对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观点，大会更将发布《中国省(市、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发展年度报告2010》。本次论坛得到了全国各地区经济和信息化系统负责人的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北京市经信委、天津市经信委、浙江省经信委、贵州省经信委、哈尔滨工信委等数十家经信委均积极参与，并已确定携企业代表团赴京参会，与在场听众一道总结过往、展望未来。中国城镇化面临着重大制度障碍2013年06月27日07:43来源：财经网作者：易宪容新政府上任之后，不仅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把城镇化看作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看作是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动力。可以说，在当前，不仅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寻找城镇化带动行业发展的切入点，而且中国理论界和学界也在掀起一波研究中国城镇化如何发展之热潮。当然，对于中国城镇化，其核心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11化，就是让农民进入城市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而城镇化的实质是要缩小三大差距（即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生活之差距），以此来带动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对于不少研究者及机构来说，城镇化实现途径可通过制度改革、投资扩张、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版图扩张、智能集约化等方式来进行。但对于多数人来说，既不知道要现实城镇化的制度改革是什么，也不是知道走上城镇化之路重大制度障碍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城镇化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而仍然是以既有的行政方式来大力推动城镇化，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不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反之会让现有经济的“房地产化”更加恶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更是四起，中国城镇化最终也可能变为一个“政策陷阱”。比如，有报道指出，中国的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度中，目标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全面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外，并将培育壮大17区域性城市群。在这些规划者看来，这些城市群将容纳中国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此来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2但实际证明，这条老路不仅不可持续的，也是走不通的。因为，前十几年的中国城镇化是在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政府行政主导的城镇化，而不是伴随着工业化及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城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殊制度安排下的城镇化已经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经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