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案例教学资料及内容

案例教学资料及内容1.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案例自行车被盗之谜1998年，美国某州立大学校园内的自行车被盗率为10%。一伙学生企业家经调查发现校园里无自行车保险业务。经过经心核算，他们推出了一项保险金额100美元、保险费15美元的自行车盗险计划。当年卖出了100张保险单，保险金收人为1500美元。若按10%的概率赔付，全部赔偿费应为1000美元，所以毛利润应为500美元。但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1999年底，前来领取保险赔偿费的有20人，学生企业亏损了500美元。此谜的关键在于他们事先没有认识到自行车保险触发的“隐藏行为”及其“道德风险”。当学生们买了自行车保险后，他们再也不象无保险时那样经心看管自行车。这种“隐藏行为”使得自行车被盗率由10%增加到20%，这是这伙年青的企业家始料所不及的。2.信息不对称博弈的案例《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以及华容道如果我们用博弈论的眼光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完全是一部记载着许多博弈案例的著作。当然，罗贯中不可能用“博弈”一词。如果我们用一词来概括《三国演义》，这个词就是“计”。计，即计策或策略也。用计，即用策略赢对方。用计算敌，不仅要自己选择恰当的计策，而且要算准对方用什么计策，这不就是博弈？现在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著名的空城计博弈。诸葛亮误用马谡，致使街亭失守。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蜂拥而来。当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五千军士，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士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杀来。孔明传令众将旌旗尽皆藏匿，诸军各收城铺。打开城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而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自飞马上远远望之，见诸葛亮焚香操琴，笑容可掬。司马懿顿然怀疑其中有诈，立即叫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急速退去。司马懿之子司马昭问：“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司马懿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孔明见魏军退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诸葛亮说，司马懿“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我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去，必为之所擒。这就是为后人广为传颂的空城计。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在这里，孔明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弃城”或“守城”。无论是“弃”还是“守”，只要司马懿明确知道他自己的支付，那么孔明均要被其所擒。孔明惟一的办法就是不让司马懿知道他自己的策略结果。他的空城计是降低司马懿进攻的可能收益，使得司马懿认为，后退比进攻要好。在孔明——司马懿的博弈中，孔明了解双方的局势，制造空城假象的目的就是让司马懿感到进攻有较大的失败的可能。如果我们用概率论的术语来说，诸葛亮的做法是加大司马懿对进攻失败的主观概率。此时，在司马懿看来，进攻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而退兵的期望效用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即：司马懿认为进攻的期望效用低于退兵的效用。诸葛亮惟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让司马懿退兵。司马懿想，诸葛亮一生谨慎，不做险事，只有设定埋伏才可能如此镇定自若，焚香操琴。此时，司马懿觉得“退”比“进攻”更合理，或者说期望效用更大。于是后军变前军，前军变后军，后退而去。结果是诸葛亮得以逃脱。司马懿对局势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对诸葛亮的判断是基于以前的认识，这就是“归纳法”。空城计博弈是不完全信息博弈，曹操与诸葛亮的华容道博弈就是一个完全信息博弈。曹操亲领八十万大军进攻东吴，孙权和刘备联合破曹，曹军大败。曹操引兵而逃。经过一路厮杀，来到一处，军士报：前方有两条道路，请问丞相走哪条路？曹操问：哪条路近？军士说：大路稍平，却远五十余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多里。曹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狼烟，大路并无动静。曹操叫走华容道。诸将问：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曹操说：岂不闻兵书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放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已料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曹兵走华容道。但关羽依着诸葛亮的妙计在华容道等着曹操，于是关羽上演了一场“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的捉放曹的义举。逃过华容道大难，曹操只剩二十七骑?选在曹操与诸葛亮之间的这一华容道博弈中，曹操的策略是在走华容道还是走大路之间进行选择，而诸葛亮派关羽埋伏时，要在埋伏在大路还是埋伏在通往华容道的小路之间进行选择。这个博弈如同猜硬币的游戏一样，是一“零和博弈”。双方对博弈有完全的信息，各种策略下的博弈支付是公共知识。但双方无法知道对方的策略选择，而只能进行猜测。曹操要选择走诸葛亮的军队不在的路，这是他的最优的结果。而诸葛亮的最优结果是埋伏在曹操要走的路上。诸葛亮制造埋伏在大路的假象，其实则派关羽埋伏在小路。这里关键是谁能真正猜到对方的策略，谁就是赢家。诸葛亮胜曹操一筹。博弈结果是：曹操选择了走华容道，结果被抓；关羽在华容道守候，抓住了曹操。3.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案例囚徒的困境“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方抓住，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定罪，除非两人当中至少有一人坦白。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中一个人坦白另一个人抵赖，坦白的释放出去，抵赖的判刑10年。这样，每个嫌疑犯面临四个可能的后果：获释（自己坦白同伙抵赖）；被判刑1年（自己抵赖同伙也抵赖）；被判刑8年（自己坦白同伙也坦白）；被判刑10年（自己抵赖但同伙坦白）。表1概述了囚徒困境的问题。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囚徒都有两种可选择的战略：坦白或抵赖。显然，不论同伙选择什么战略，每个囚徒的最优战略是“坦白”，比如说，如果B选择坦白，A选择坦白时的支付为-8，选择抵赖时的支付为-10，因而坦白比抵赖好；如果B选择抵赖，A坦白时的支付为0，抵赖时的支付为-1，因而坦白还是比抵赖好。就是说，“坦白”是囚徒A的占优战略。类似的，“坦白”也是B的占优战略。4.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案例我国应试教育的困境囚徒困境可以用来说明许多现象，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可以这么说，最近10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应试教育的困境问题。目前给中小学生“减负”不仅是学生家长的呼声，也是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呼声，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呼声。教育管理部门这几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收效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校不断给学生增加负担是目前教育的实际状况。大家普遍认为应试教育是扼杀学生的创造性，无论是专家还是家长，都在呼吁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但是无论是专家，还是意识到教育问题的普通老百姓，其小孩都在接受着这种教育。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或学生家长）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减负”和“增负”。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选择“减负”策略，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课本以外的东西，这样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因此，“减负”策略往往与素质教育联系在一起；而如果选择“增负”策略，则意味着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习题，以“学透”、“学精”课本规定的东西，此时，学生没有时间学习课本以外的没有规定的内容。“减负”的结果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增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高的分数。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下，学生（或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呢？每个学生这样想：其他人采取的是“增负”教育策略的话，如果我采取“减负”教育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不如他人，在求学方面我会落后，接受不了好的教育，在未来求职时我也赶不上他人。在他人采取的是“减负”的策略下，我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呢？还是应当采取“增负”的策略！因为，如果他人采取的是“减负”的策略的话，如果我采取的是“增负”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会比其他人高，我会上好的学校，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我会处于优势。因此，无论其他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我采取“增负”策略都是最好的。当每个学生都这样想的时候，全社会便进入了应试教育这样一个囚徒的困境之中。如果我国现有的考试制度没有改变，现在假设所有的学生都选择“减负”策略，即除了做少量的巩固性的作业外，不补课、不做其他的练习题，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假设这种状态会出现，我们说，这种状态会很快消失，而立即会出现所有学生都进入“增负”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均选择减负策略的状态是不稳定的，而“增负”的状态是稳定的均衡。原因就是，目前的教育的博弈结构规定了各种行动或行为的收益或好处：获得高分的会进入好的大学。在这个博弈中，对于教师来说，学生的升学率意味着其成绩大、奖金高，对自己的学生采取“增负”策略，对于自己而言是占优策略。我国基础教育的博弈与囚徒困境有共同的结构，大家均选择“增负”策略构成基础教育博弈的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个稳定的博弈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难以改变的原因。5.委托-代理理论的案例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