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哲学思维与领导干部工作方法1

韩庆祥哲学思维与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1978年以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领导干部就提出一个要求，要懂得经济，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又强调政治，所以领导干部也应该懂得政治。所谓的政治我的理解，就是运用公共权利整合公共资源，进行公共管理，服务公共利益。那么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16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和人的层面来加以考虑，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集中体现，这就意味着对领导干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用哲学。哲学的智慧是武装头脑的，当一个领导干部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头脑，而有智慧的头脑，需要哲学来武装。哲学的精髓怎么理解的呢？那就是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全面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提供事物发展的价值导向，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而这五个方面都与哲学息息相关。第一个方面，叫做把握与贯彻上级的意图。要把握上级的意图，这里面就需要透过现象来把握本质，因为上级的一些精神，一些思想，一些观点，它的精神实质如何理解呢？这里面有一个哲学的思维方式，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领导干部的第二项工作，做出科学的决策，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领导干部一是拍板，二是用人，这个拍板的问题，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领导干部要做出科学的决策，有一个前提，就是他面临着客观实际，做出科学判断。要对客观实际做出科学的判断，需要有一个哲学的方法，哲学的思维，那就是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问题。领导干部第三项工作是选好用好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选用问题，恐怕有一个前提，对你所选的对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如何对你选的对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呢？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如何避免先入之见，尽量客观的来认识和把握你所选拔的对象，这里面就是个主观和客观关系的哲学问题。领导干部做的第四项基本工作，有效实施科学管理。在今天，这个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要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有一个前提，那就对人性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把握，要科学把握人性，就离不开哲学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最后一项工作，服务群众利益，这涉及到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面的哲学问题，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问题，所以领导干部要处理好自己所面对的各项工作，他一点儿也离不开哲学。所以在这里，我就认为哲学虽无小用，但有大用，哲学虽无浅用但有深用，哲学虽无近用但有远用，所以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哲学就是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像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领导干部的各项工作当中，那就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那就需要领导干部掌握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用哲学来完整的看待和分析事物，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视角。第一个方面，要考察这个事物的客观性，按照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这个事物，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一种求是思维。哲学来分析国家事务的第二个角度，是考察这个事物自身的全面性，这要求我们要树立一种系统的思维。哲学来分析事物的第三个视角，是考察事物自身内部的，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分析事物内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本质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一种辩证思维。哲学分析事物的第四个视角，是要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是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一种过程思维。哲学把握事物的第五种方式，就是要揭示这个事物发展的根本途径，它的一种根本的方式，内在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的思维。最后，哲学分析和把握事物的第六种方法，那就是认识事物和实践对人的关系，及其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人本思维。所以完整来讲，哲学把握分析事物，为我们提供了六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方法，下面我分别的按照六种方法来谈，先讲第一个问题，求实思维与认识国情。这是分析解决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的方法。我们大家解决一切问题，首先取决于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是否得到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树立一种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讲，人们在在分析事物的出发点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主观出发，看待分析这个事物。第二种，从客观出发，来分析和看待事物。这是两种看待事物的基本的出发点，或者两种认识路线。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尽量避免先入之见，要避免带着主观好恶和情感色彩看待事物，要尽量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带个人的主观偏好和先入之见。但是人们要客观的认识事物比较难，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人的主观的本性，因为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总是具有主观好恶的，具有情感色彩的，具有意志的，有时候往往是先入之见的，带着情感，带着主观偏好看问题，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所以有时候很难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因为认识事物本来面目比较难，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客观的认识事物，以达到对这个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第一方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书本理论也好，上级政策也好，都有正确的一面，那么，上级的政策、书本的理论，往往是反映一般性的东西，那么这一般性的东西，这个共性的东西，可能和你那个地方的个性有一点出入，有一点差距，甚至有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当上级的政策，书本的理论，符合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殊实际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理论，应该贯穿这种政策。当书本的理论和上级的政策，和我这个地方的特殊实际，有某些方面不符合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客观实际，来丰富书本的理论，来完善我们上级的政策。这里边就贯穿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了，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毛泽东和王明当年如何看待中国的革命问题呢？王明他书本理论读得很多，在他那个书里面，堆的书成山，你说哪一个观点在哪本书里面，在哪几行，他倒背如流，应该说，他读的书远远比毛泽东多得多，但王明他看中的书本理论，唯书，从书本理论出发，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城市的武装暴动，毛泽东也是注重理论的，但是他更强调要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毛泽东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个道路，实践证明，这个道路是成功的，所以我想，这里边当书本理论和政策，和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怎样理解？这个命题耳熟能详，我们经常讲，从实际出发，哲学告诉我们，要把握这个实际所存在的时间，把握这个实际所存在的空间，把握这个实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我想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存在和发展的，也是在一定的空间存在和发展的，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条件，这个事物就不一样，所以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这个事物它所存在的时间、它的空间、它所面临的条件出发，而这样做，就比较容易的来客观的把握这一事物。第二种方法，力戒以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为尺度来看待事物，如果八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绝对化，缺乏理性的分析，就容易走向对事物的主观认识，而不是客观的认识，看不到事物的真实面貌，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来充分认识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偏好的一种局限性，然后把我们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带着个人的情感偏好，主观好恶来看待人，看待对象，看待事物，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正确认识事物，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就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个人的主观偏好，我的情感，是有个人的局限性的，是一种先入之见，我们应该力戒避免这样做，尽量通过不断利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的比较，不断的反复，不断的总结，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认识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要避免完全带着个人利益来看问题，马克思在1846年讲了一个观点，人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这就是说，从利益出发看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总是带着自己的利益来看问题，比如说看待一个人，当这个人和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时候，跟我关系相当好的时候，我很容易把他的优点发扬光大，他的缺点可能就视而不见，和我有利益冲突，我们之间有矛盾，那么很容易把它的缺点发扬光大，把它的优点视而不见，所以带着利益出发来看待这个人，就很难达到对这个人的一种客观认识，所以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看待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把个人利益先放在一边，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这个事物，这个对象的客观的认识。所以哲学给我们领导干部提供的第一个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就是要从客观出发，避免从主观出发。这种求事思维，实际上对我们领导干部做好我们的工作，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从大的方面来讲，有一个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讲，有一个认识你单位的具体情况的问题，这里我想通过分析国情就会了解到，这种哲学方法对认识你单位的情况有多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在1978年以前，我们再认识中国国情这个问题上是有教训的，其中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有时候从书本理论出发，从上面出发来认识中国的国情，当时的书本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社会主义观，当然他强调生产力这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在马克思社会主义观里面，他更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要消灭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私有制，通过这个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给我们提供很多关于生产关于领域革命的一些思想和志愿。我们的上就是当时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它的提出当时有它的条件，我们要历史的看，这个社会主义模式它也着重在生产关系领域革命，所以当时我们认识中国国情，从书本出发，很自然的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比较偏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同志们看一看，1978年以前，我们说搞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是在生产关系领域中来进行革命，一大大跃进，二攻人民公社，三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就是这么认识我们的国情，所以那个时候讲，经过七年，八年，赶英超美，再过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那个时候犯了盲目冒进的急躁病，这说明我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上出了问题，从书本出发，从上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特有的实际出发。那么1978年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首先是改变了认识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书本理论，不是我们的上，而是中国的特殊的实际，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出发来认识中国的国情，最后得出什么结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对国情的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不大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相当不发达，正由于我们从这两个方面认识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提出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的根本任务。你看看，我们把工作重点由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转向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工作重点的转移，与对国情的认识直接相关，而对国情的认识与认识的出发点直接相关。由于我们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根本任务，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来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呢？根据当时我们的认识，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有些方法拿过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比如市场经济，比如股份制，比如说证券市场，比如说外资，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管理的经验，生产力的方法，这些拿过来都有利于推进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但要把这些东西加以借鉴，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思想上恐怕有很大的阻力，因为过去我们把这些都贴上姓资的标签，面对这个新问题，我们又怎么办？又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那么，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发点那就是从发展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都应该大胆的拿过来为我所用，凡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尽管设了标签，也要把它放在一边。同志们看一看，正由于认识的出发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所以对国情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因为对国情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你看这个变化大不大？我想我们的领导干部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首先有一个如何来认识你这个新岗位的具体情况的问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