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大学近代史考试资料

孙中山评说《作家文摘》2010.2.23刘再复李泽厚李泽厚（下称李）：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现在我评说孙中山，已不像我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那样热烈地赞颂他所领导的革命了。刘再复(下称刘)：我也支持“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路，但我对孙中山总是充满特殊的敬意，这也许更多的是道德感情，而不是历史分析。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李：不错。孙中山永远值得人们敬仰，恐怕还不在于他的革命行为本身，而在于他的革命人格。在20世纪，恐怕很少革命家特别是那些享受“成功”果实的革命家可以和他相比。他从事革命自始至终很少想到个人的利益，一辈子也只当了临时大总统、军政府的“大元帅”，多少钱财(华侨捐款)经由他手，到头来，他还是两袖清风，什么也不给自己或亲人留下。但对辛亥革命恐怕还需重新分析和评价，不能像过去那样。对革命总是一味歌颂。刘：孙中山外不仰仗西方列强，内不培植个人亲信，岿然独立、光明磊落，且不迷恋权力。为了顾全大局，他可以把总统桂冠也交给袁世凯。对他来说，信念比权力重要得多。李：他没有个人的一兵一卒，组织了不少武装起义。却不知道军队作为政治资本或实力在中国的重要，、直到晚年才办黄埔军校，但也不是为自己。孙中山爱革命，但并不爱权力。刘：他的革命精神也了不起，那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不朽。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中国这些政治大人物中，只有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有信念，他真诚地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别的人不行，袁世凯、蒋介石等，口头上也讲民主，实际上完全不相信。但孙中山希望通过法国式的暴力革命方式来达到民主，而不选择英国式的民主道路，现在看来，不能说是正确的选择。刘：孙中山对中国的认识，其深度恐怕不如康有为、梁启超。如果他的认识再深一些，也许就会接受“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避免许多战争。孙中山是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但毕竞不是深刻的思想家。李：他的这种选择，正如当时许多人一样，有其客观和主观原因，恐怕不能苛求或深责，今天只是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来研究而已。孙中山的思想并无深刻的学理，他所讲的那些民主思想．都是西方近代的基本知识，非常浅显，但对中国确有用处。中国恰恰需要民主基本知识的启蒙。他的《民权初步》就是讲怎么开会；民主是怎样的程序；怎样提议、附议、表决，虽然很浅，但对中国很有用。中国的会很多，但就不知道怎么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刘：这很像文学领域中的胡适。胡适把西方近代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解释，虽然不深刻，但影响很大。中国人很难了解太深奥的学理；较浅显的知识反而容易传播。你老是批评胡适肤浅，大约正是不满足他只是对西方基本知识进行阐释而缺乏自己的思想构架。李：对，但我不否定他的历史作用。孙中山的思想虽然不深，但毕竟很有眼光，比同时代的革命者都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旗帜。刘：孙中山很注意以经济为本，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努力解决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他是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中国民主的伟大先驱者，他知道中国要搞好，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一个前提：就是发展现代实业，包括交通、矿业和其他工业，要解决根本的穿衣、吃饭问题。他虽然喜欢革命，却不喜欢斗争哲学，反对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进化的原因，主张博爱、互助、关注国计民生。孙中山让我们感觉很不同于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革命者，这是他的可爱之处。李：孙中山确实注重以经济为本，他的《上李鸿章书》和《实业计划》都表明了这一点。他比毛泽东懂经济。毛泽东也讲工业化，解放初地大盖工厂。但不懂得发展工业首先要发展铁路交通，这一点孙中山就懂。他在辞去总统之后，就想修十万英里的铁路，气魄很大，很有远见。铁路交通乃工业之母、实业之母这一道理，几十年前孙中山就认识到，可是毛泽东和好些领导人一直没有认识到，这就限制了工农业的现代化。京汉铁路还是张之洞修的，东北的铁路是日本人搞的，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和平时期修路很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变。迄今为止，这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刘：另外，解决土地问题是孙中山的一种理想，他的“土地国有”、“定地价”、“照价收买”等办法虽理想色彩很浓，但似乎并非完全是“空想”。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获得成功。大约正是得益于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理想包含着和平土改。他希望采取和平的“使地主也不受损失”、让地主可以安心的办法来实现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这一点比革命土改要好得多。李：我以前在论述孙中山时对这一点有所肯定，也有些批评。现在看来，这种和平土改的主张很实际和合适。我以前在新加坡时，听说台湾贫富的财产比例是1：4，这比其他地方如新加坡要小得多。台湾以“均富”为口号，大概都是孙中山民主主义的具体落实，这就很好。但近年来贫富差距已日益加大。这就不好，颇有悖于“遗教”了。(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老师：我是一个攻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最近，我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上读到刘再复、李泽厚两位先生以“对讲录”的形式发表的一篇文章：《孙中山评说》（附上该文的复印件）。本来，我是怀着向前辈讨教的心态来读这篇文章的，及至读完全文，感到迷茫、困惑和不解，就像看了当今盛行的一些戏说历史片一样，说一句年轻人不该说的话：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们竟然说：“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还说，孙中山如果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也许就会接受‘虚君共和’的英图式道路，避免许多战争”。该文一再宣扬“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最主要的业绩，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辛亥革命被这两位先生轻浮的一笔勾销了，剩下的就是他们所宣扬的抽象的人格魅力，而为了突出这一点，竟然把人民共和国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同袁世凯、蒋介石这样的历史罪人捆绑在一起，都作为“缺乏道德光辉”的人物加以鞭挞。真是纵横摔阖任其所为，一箭双雕打倒一切啊！我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其思维方法和做法大概也不过如此，不同的是从极左跳到了极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任意涂抹历史，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是“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吗？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点。祝你们工作顺利！青年学生苗真苗真同学：收到《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之前，我也已看到了这篇文章，与你有同感。这些年来，这两位先生不知疲倦地鼓吹“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说什么：“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等等。这种对革命的诅咒，发泄的是仇视革命的心理，谩骂的是近代中国对革命道路的选择，这显然已越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现在，他们又对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孙中山一生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一笔抹煞，这同样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而正像他们所说的是“涉及对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的评价”，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都是一大堆历史的错误。这确实关系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对历史的评价也必然关系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走向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很愿意同年轻的朋友交换看法。历史是不能任意摆弄的我们并不否认，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所谓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的改良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而当革命条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继续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该文为了独尊改良，贬损革命，不惜任意摆弄历史，或者说处处表现了对历史的“有意的无知”。因为对这两位被一些媒体炒得非常著名的学者来说，用纯粹的无知有点说不过去，但他们为了否定辛亥革命，确又表现了这种有意的无知。现就这一方面举该文的一些例子加以说明。例一：为了否定孙中山对革命道路的选择，该文专门举了“避免许多战争”的“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来作为例证，表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无知。发生在17世纪英国的为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最终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难道真的像这两位作者所说的是没有冲突、没有战争的改良道路吗？小学生的常识告诉我们，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间经历了1642—1646年和1649年两次内战。在起义士兵和人民群众强大压力下，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才在1688年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难道能够把这样的历史叫做没有战争的改良道路，要求孙中山加以效法的唯一的榜样？如此望文生义，把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说成是改良道路，这就轻易地否定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要——加以否定了。这可以说是任意摆弄历史的一个“创新”。例二：他们说，孙中山如果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思想，就会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把革命的发生归结于某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而不看作是历史的客观要求，这是时下某些人否定革命的惯用的说法，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曾经指出：“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列宁也针对考茨基指责左派“制造革命”的谬说，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历史告诉我们ヅ古今中外的任何革命的爆发，都不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有在一个社会发展到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子1＝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了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发生。晚清社会已处在国困民穷，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之中，全国布满了干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这种情况，不妨引用当时一位官吏给朝廷的奏折来说明，他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劳，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元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刮。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由此可见社会危机之严重，更何况由于清廷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外患日亟，这不但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加深了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势下，是不是有可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导来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呢？不能。一般地说，革命多是在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当时的革命者也多有这样的经历。像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都曾经上书李鸿章，要求改弦更张，改良朝政，振兴国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更是直接依靠光绪皇帝，图强求富，从表面上看搞得有声有色。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这场改良主义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但结果呢？这些努力不是被拒绝就是遭到失败。历史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改良的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可能。正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些仁人志士才逐渐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正像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5年12月《绝命辞》中所写的：“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指清王朝）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