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学稼说明了什么

“樊迟学稼”说明了什么？《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一般都把这段话作为孔子轻视并反对生产劳动的佐证。这段话能否说明孔子对生产劳动持否定的态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首先弄清“樊迟学稼”这一章的确切内涵。孔子所谓“小人”，其含义要作具体分析。在先秦典籍里，“小人”的对立面是“君子”，它们最初主要有这些含义：从社会地位看，“小人”是卑贱者，“君子”则为尊贵者;从对维护统治秩序的道德规范的修养来看，“小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因而成为无德者，“君子”则是有德者;从社会分工来看，“小人”劳力，“君子”劳心。“小人”与“君子”这些含义已被广泛接受，这里不再举例佐证。上述“小人”的三种含义明显地可以贯穿起来，所以对于《尚书·无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之艰难”里的“小人”，《正义》就说：“小人谓无知之人，亦是贱者之称，躬为稼穑是贱者之事。”这里，兼有位卑、无知、劳力这些特性的只有劳动者，那么具有尊贵、有德、劳心等特性的自然也就是统治者。故“小人”又指劳动者，“君子”又指统治者。在先秦典籍里，“小人”与“君子”出现的形式有两种：单独使用与对举成文。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的统一。由上文“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可以看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的内涵都是对立的，这是二者关联在同一个句子里对举成文的基础;反过来，这种对举的形式又决定着它们各自内涵相互对立，这是一条规律。如：《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统治者与劳动者)。《诗经·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尊贵者与卑贱者)。《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劳心者与劳力者)。《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小人恐矣，君子则否”(无德者与有德者)。《论语》里“小人”与“君子”对举成文的例子俯拾即是，如《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当政者与劳动者)，《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德者与无德者)。它们都遵循上述规律，那么《子路》“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又怎能例外呢?这里“上”取代了“君子”，指统治者，与它对举出现的“小人”指的是劳动者也就不言而喻了。孔子为什么对樊迟下这样的论断呢?这是基于对樊迟认识与接受能力的了解。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观察与了解学生的丰富经验，并总结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孔子组织教学的主要形式是师生之间的问对，他善于借助这种教学上的组织形式来加深对学生认识与接受能力的了解。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樊迟三问与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相比只是些小问题，孔子不但予以肯定，而且作了具体而又通俗的回答。在《子路》篇里，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雍也》篇里，樊迟问“知”，孔子的回答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孔子对樊迟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也是具体而又通俗的。在《颜渊》篇里，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樊迟问“知”，孔子答以“知人”，樊迟对此理解不了，孔子只好作简要解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对此更是想不通，就去请教子夏。子夏比樊迟高明，就举例给他作进一步说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举直”而“使枉者直”，属于“仁”;知道谁是直人而举他，属于“智”。孔子的答语“举直错诸枉”乃“仁”“智”之事。在《为政》篇里，孟懿子问“孝”，孔子答以“无违”。樊迟不明白孔子答语是何含意。孔子给他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见孔子的答语直接涉及到“礼”。由上面樊迟与孔子之间的问对可知，凡是孔子的答语直接涉及到“礼”、“仁”、“智”这些层次较高道理较深的学问，樊迟就不易理解，孔子对此也十分明白，所以，在《子路》篇“樊迟学稼”这一章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这番话就只好等樊迟出去以后再讲;孔子对于樊迟提出学稼与学为圃这些低层次的问题也并不惊奇，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樊迟啊，你真是个劳动者。”言下之意，你可以去学习稼穑之事了。孔子从樊迟的实际能力出发，肯定了樊迟学稼与学为圃，这就是因材施教。孔子的许多言论还闪耀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子贡问孔子治理卫国的国政首先得干什么，孔子回答首先必须“正名”，并阐明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治理国政，可谓百端待举，孔子以“正名”为纲，以其他事项为目，这就分清了矛盾的主次。孔子主张首先“正名”，这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孔子要求“言顺”、“事成”，重视“礼乐”，强调刑罚适中，说明孔子并没有忽略次要矛盾，只是主次矛盾的解决有先后之分。孔子重“礼”，把它看作为人处世的根本，他说：“立于礼”(《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尧曰》)。“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做人要讲“礼”，治国同样要讲“礼”，所以孔子说：“为国以礼”(《先进》)。孔子还进一步强调了“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又重“义”，并把它视作人的行为规范。他常说：“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认为君子的特质就在于其品德修养体现了“义”的规范，所以他说：“君子喻于义”(《里仁》)，“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孔子更强调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并实践“义”的规范，“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达其道”是目的，“行义”则是具体的行动与手段。“义之与比”，强调行动要以“义”为指导。孔子对当政者提出了“义”的规范与要求，他高度称赞子产“使民也义”(《公冶长》)，“义”无疑是孔子衡量当政者的一条重要标准。孔子还重“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明确地把“信”列入教学内容。孔子还把“信”作为道德范畴加以提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信则人任焉”(《阳货》)。不但做人要讲“信”，而且治国也要讲“信”，故孔子说：“民无信不立”(《颜渊》)。子夏进一步阐明孔子这个观点：“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孔子重“礼”、重“义”、重“信”，并且作了这样的综合概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礼”、“义”、“信”三者是为人处世与治国安邦的根本，是主要矛盾，而稼穑之事与之比较起来则是次要矛盾。孔子主张解决问题要先抓主要矛盾，所以他认为治理国家，当务之急不在于当政者参加生产劳动，而在于“上好礼”、“上好义”、“是好信”’;但是对于次要矛盾，孔子并没有忽略，他所说的“焉用稼”是以“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主要矛盾的解决有助于促使次要矛盾的解决。孔子盛赞称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南宫适为君子(《宪问》)，可见他对当政者参加生产劳动所持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总之，“樊迟学稼”既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又体现了孔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才是它的确切内涵。在这一章里，无论对于樊迟，还是就当政者，孔子对生产劳动的态度都是积极而又肯定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何新国(1992年秋于杭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