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

1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新版增定本識語本書初版付印，在民國二十四年之冬。未兩載，中日戰事起，余自北平避難南下，遵海繞道香港，北至長沙，移住南嶽。又經衡陽入廣西，經桂林、柳州、南寧，出鎮南關，借道越南，去昆明，輾轉蒙自、宜良。又離滇經港，變姓名，省親蘇、滬，閉門奉養一歲。又脫身自香港航空飛重慶，卜居成都，先後及六年。並以其間至樂山，至貴州遵義。戰事平息，重返肅、滬，又去昆明。歸居無錫太湖之濱。不及三年，重辟戰亂，隻身來香港。先後訖今，計二十有一載矣。奔竄流亡，饑餓窮窘，而此書每攜行篋中。偶有所覩記，可以補訂原書缺失者，輒以繩頭細字，寫列書眉。積久得兩百五十條左右。約計首卷得五十條，二卷八十條，三卷七十五條，四卷四十五條。起篇幅較大者，為補入《蘇代蘇厲考》一篇，又補《晏嬰卒年考》，《項橐考》，《鴟夷子皮及陶朱公非範蠡化名辨》，《南郭子綦考》凡四篇。改定《越徙瑯琊考》一篇。其他皆零文短劄，散入各篇。計有增訂改動著，卷一有考辨三，四，五，七，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〇，二一，二七，二八，二九，三〇，共十六篇。卷二有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五〇，五三，五四，五八，五九，六〇，六二，六三，六六，六七，六九，七二，共二十五篇。卷三有七三，八〇，八二，八三，八五，八七，八八，九〇，九二，九四，九五，九六，九九，一〇三，一〇五，一〇八，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亦共二十五篇。卷四有一二八，一二九，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九，一四〇，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九，一六一，一六三，共十八篇。《考辨》四卷凡一百六十三篇，而增損所及，計共八十四篇，，已逾其半。然計其字數，則僅三萬餘言，占原書分量十之一。而與原書結論大體，則殊無改變，蓋僅止於添列例證，補增細節而已。自來香港，獲交英國友人林仰山教授。日軍陷大陸，彼適僑寓山東，任教齊魯大學，入集中營，披頌是書不輟。在港，主持港大東方文化研究院。談次，知餘積年有增訂稿。而此書在大陸已絕版，海外亦少流布。乃商由哈佛燕京社斥資為鑄新版。二十年來叢碎所得，遂獲匯入原書，勒為定本。爰述緣起，兼志謝意，並備詳增訂篇目，以告讀者。書末並增附本書引用書目索引一種，便尋檢焉。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錢穆識于香港九龍之新亞書院2自序余草《諸子系年》，始自民國十二年秋。積四五載，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萬言。一篇之成，或曆旬月，或經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後稿定。自以創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見，則不敢輕於示人也。藏之篋笥者又有年，雖時有增訂，而見聞之陋，亦無以大勝乎其前。茲當刊佈，因加序說，粗見凡例。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於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貫，一也。詳其著顯，略其晦沉，二也。依據史籍，不加細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貫，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為起迄，差若可據，比而觀之，乖戾自見。餘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於昔人者一也。惟其詳於著顯，略於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則考論不厭其密，于其他諸子則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實，則實者皆虛。餘之此書，一反其弊。凡先秦學人，無不一一詳考。若魏文之諸賢，稷下之學士，一時風會之所聚，與夫隱淪假託，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間者，無不為之緝逸證墜，辨偽發覆。參伍錯綜，曲暢旁達，而後其生平出處師友淵源學術流變之跡，無不粲然條貫，秩然就緒。著眼較廣，用智較真。此差勝於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後一事。前人為諸子論年，每多依據《史記?六國表》，而即以諸子年世事實系之。如據《魏世家》《六國表》魏文稱侯之年推子夏年壽，據《宋世家》及《六國表》宋偃稱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記》實多錯誤，未可盡據。余之此書，於先秦列國世系，多所考核。別為《通表》，明其先後。前史之誤，頗有糾正。而後諸子年世，亦若網在網，條貫秩如矣。尋源探本，自無踵誤襲繆之弊。此差勝於昔人者三也。太史公序《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其後《詩》《書》複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余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此史公自著其為《六國表》之所本也。《秦記》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時《秦記》載諸侯事當尤忽。今《六國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脫不具者以此。幸其時諸侯史記，猶得有遺留後世者，厥為魏塚《紀年》。晉太康時，汲縣人發古塚，得竹書七十五車，中有《紀年》十三篇。自杜預諸儒，皆定其為魏襄王時魏國之史記。然今世所行，複非原書之真。而唐司馬貞為《史記索隱》，時采其文以著異同，可資比准。惟貞自謂“《紀年》之書，多是訛謬，聊記異耳。”又曰：“辭即難憑，時參異說。”因亦未能悉心參校，以救《史記》之失，良可惜也。原昔人多不信《紀年》者亦有故。一則魏塚原書，久逸于兩宋之際。今本為後人蒐輯，多有改亂，舛誤缺略，面目全非。學者不深辨，遂謂汲塚《紀年》不可信，一也。再則其書言三代事，多與相傳儒家舊說違異。如益為啟誅，太甲殺伊尹之類。儒者斥其荒誕，遂不依引，二也。又謂其書記春3秋時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明系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仿住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因遂忽視，三也。夫《紀年》乃戰國魏史，其於春秋前事，容采他書以成。至言戰國事，則端可信據。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事之例乎？至益為啟誅，太甲殺伊尹，則戰國雜說，其與儒家異者多矣，《紀年》亦本當時傳說書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斷，要足為考古者備一說，不當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來三百年，學者治其書，不下十數家。至於最近，海甯王國維本嘉定朱右曾書，為《古本輯校》，又為《今本疏證》，然後《紀年》之真偽，始劃然明判。而猶惜其考證未詳，古本《紀年》可信之價值，終亦未為大顯於世也。《史記》載春秋後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之際。其記諸國世系錯誤最甚者，為田齊、魏、宋三國。《莊子》曰：“田成子弑齊君，而十二世有齊國”，《鬼穀子》亦雲然。今《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紀年》則多悼子及侯剡兩世，凡十二代，與《莊子》《鬼穀》說合。又齊伐燕，據《孟子》及《國策》為宣王，非湣王。而《史記》于齊系前缺兩世，威、宣之年誤移而上，遂以伐燕為湣王，與《孟子》《國策》皆背。昔人譜孟子者，于宣、湣年世，爭不能決。若依《紀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當移後，乃與《孟子》《國策》冥符。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一也。《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魏、齊會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稱王，《孟子》書何乃預稱惠王為王？又《史記》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告孟子，乃雲“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預知而預言之？若依《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元十六年而卒，則魏、齊會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稱王之年也。然後《孟子》書皆可通。又與《呂覽》諸書所載盡合。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二也。《史記》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紀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錯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為文侯師，已逾百歲。今依《紀年》，則文侯元當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無可疑。而李克、吳起之徒，其年輩行事，皆可確指。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三也。《史記》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樑，而《紀年》在惠成王九年。閻若璩本此論《紀年》不可信。然細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圍邯鄲，齊師救趙，直走大樑，三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樑。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樑之證。據《紀年》則《史記》之說皆可通。專據《史記》，則自相乖違，不得其解。此《紀年》勝《史記》，明證四也。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為春秋至戰國一大變。其後魏、齊會徐州相王，秦亦稱王，宋亦稱王，趙、燕、中山、韓、魏五國又相約稱王，為戰國中局一大變。《史記》於此，年事多誤，未能條貫。今據《紀年》，證以先秦他書，為之發明，而當時情實，猶可推見。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五也。其他不勝縷舉。要之《紀年》乃魏史，魏在戰國初年，為東方霸主，握中國樞紐，其載秦孝公前東方史實，自當遠勝《史記?六國表》。徒以存十一於千百，不明不備，不為學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辟之期。餘粗為比論，而積古疑晦，頗資發蒙，則其書之非不信可知也。《史記》之誤不一端，而有可以類比件附，以例說之者。如誤以一王改元之年為後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實梁惠王稱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實魏文稱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稱王之元年。齊威王卒年，實齊威稱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兩諡，而誤分以為兩人者。如梁襄哀4王一人兩諡，《史記》誤分為襄王、哀王。趙烈侯又諡武侯，《史》亦分為兩侯。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史公不知，遂誤以莊嶠為春秋時莊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誤以為即魏文之十七年。齊宣王五年，與騶忌、田忌謀救韓伐燕，《史》誤以為齊桓公五年。逢澤之會，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誤以為周顯王之二十七年。齊、魏戰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誤以為乃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誤以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梁惠王會諸侯于逢澤，《史》誤以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誤以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誤於一君之年，而未誤其並世之時者。如魏文滅中山，《史》稱在文侯十七年，實誤。而系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則不誤。齊、魏相王於徐州，《史》以為齊宣王、梁襄王，皆誤。而系之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亥，實不誤。又如齊封田嬰于薛，應在威王時，《史表》在湣王三年，誤。而系之周顯王四十八年庚子，較《紀年》僅後一年，亦不為誤。此由史公自據《秦紀》，于周、秦之年即得之，于東方諸侯世次，則略而未能盡明，此誤其年未誤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誤，以誤於彼而遂若其誤於此者。如《楚世家》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均不合。且既稱韓武子、趙桓子，其非稱侯，顯矣。即其自語亦不合。今據《紀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歲實魏文始侯之年，則《楚世家》此語雖誤，而實有其不誤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邱，而《年表》是時，楚悼王已死三年。吳起與楚悼王同死，豈能重為魏將？據《紀年》魏武年代移前，則魏武九年，吳起尚在魏。《魏世家》此語固非誤。此由史公博采傳記，未加考定，雖有錯互，而轉得證成史實之真。其誤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據而實無據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特以前年滅中山，有子擊下車避田子方事，遂連類書其事於此。《春申君列傳》春申君為相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特以蘭陵魯地，是年楚取魯，故姑推以為說。本無確據，而後人輕信，轉滋惑誤，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據，而輕率致誤者。如《左傳》昭公七年，記及孟釐子卒，《史》遂誤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雲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戰國雜說有湻于髠說齊威王以隱，威王感悟，國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實威王前後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飛不鳴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據，而輕率致誤之例，八也。亦有《史》本無據，而勉強為說以致誤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記》移文侯之年於後，遂謂文侯乃桓子孫，然亦不能說桓子子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