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湖湘文化与曾国藩

湖湘文化与曾国藩唐浩明主讲尊敬的文正公故乡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曾国藩的故乡，来到双峰讲曾国藩，这既是我的荣幸，又让我感到惶恐不安。20多年来，我对这位先圣进行探索和思考，到这里来汇报我的思考，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我来到这里感到高兴，在这里，领略到当年，也不过是100多年前曾经诞生了这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对我有心灵的陶冶和升华的作用，我非常愿意到这里来。每次来双峰，都有双重意义，在精神上有很多滋润，又迫使我加强学习，深化思考。什么是文化?关于文化这个词的定义，包括中国的、外国的，据说有一两百种之多，我个人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合。狭义地说，文化则专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何谓湖湘?湖即洞庭湖，湘即湘江。湖与湘合起来则泛指湖南这片土地。最早用湖湘这两个字来代表湖南一带的人，过去学术界公认为五代十国时期担任潭州军府事的武陵人周行逢(此人后来做过湖南节度使)。周行逢对人说：“吾俺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邻其惧我乎?”近来有学者考证，早在初唐时期，诗人王勃便在他所写的《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中说：“见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绿荇四浮，江汉积文妃之颂。”无论是周行逢嘴中的湖湘，王勃笔下的湖湘，还是唐宋以后史册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湖湘，所指的地域都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南省所辖的区域。这么说来，湖湘文化便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湖湘大地上的人群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因为精神产品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故而，人们在谈论湖湘文化的时候会更多地关注其精神层面，或者说，更注重湖湘文化精神。那么，湖湘文化精神是怎么打造的，它有哪些突出的特色呢?我个人认为，探讨这个课题，不能离开两个关键词：一为楚风，一为湘学。楚风即楚地之风俗、习尚，这是湖湘文化诞生的广大厚实的基础。楚地风俗是由地与人所形成的。湖南这块土地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宜于植物生长。它的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洞庭湖，境内分布湘、资、沅、澧四条大河。这种地形使得湖南在古代与外面交通不便，但本境却可以凭借水路而易于联络。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在湖南一带活动。最古老的遗址，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民族或部落群主要有五个，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蛮、濮三个族群进入较早，相对中原文化而言更为落后。巴、楚两个族群进入较晚，人数较少。对湖湘地域影响较大的还是越人、蛮人和濮人。大致在西周末东周初这段时期，楚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湖南，并将其大部分土地纳入楚国版图。从秦朝开始，湖南在政治、经济以及官方文化方面逐渐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秦汉时期，一些北方人迁居湖南。他们占据着中心地带，将大部分原住民逼向西部和西南部。这些北方人与继续留在中心地带的原住民渐渐融合，成为湖湘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湖湘地区历代人口稠密。早在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此地便有人口280万，南宋末有人口600万，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至1795年)有人口1500万，民国初期人口已达2800万。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因为贫困，加上远离政治中心，故而湖南在历史上少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名人。王闿运说：自有郡县以来，湖南未尝天下先。当然，这是从总体来说，在某些方面，某个局部上，湖南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如道县出土的12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种，世界第一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堪称青铜器领域里的国宝。至于马王堆汉墓，更是一座西汉珍品博物馆。但总体来说，与中部以及江浙一带相比，湖南在历史上是属于各方面比较落后的区域。这就是湖南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群。他们因此而形成一种异于别地的民风民俗。这种民风民俗，史书上常用如此字眼来表叙：尚武、好斗、喜用剑、轻死、剽轻、易于激发等等。当我们读到这些字眼时，极易想起屈原在《离骚》、《国殇》、《卜居》、《渔父》中所展现的氛围。屈原楚辞的特点是习楚风、操楚语、言楚事。湖湘人的特点与楚辞所营造的氛围吻合，是很自然的事情。显然，史书上所说的这些湖湘人的特色便是楚风（楚地的风俗习尚）。用今天的语言来表叙，这种楚风即崇尚勇武、喜欢打斗、爱好兵器、对死看得轻、剽悍敏捷、容易被激怒等等。这些特色从古至今，烙印在湖南人的行为表现上，潜伏于湖南人的基因血液中。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打造起着重大作用的还有湘学。湘学是对湖湘学派、湖湘学问的简称。“湖湘学派”一词的最早出现在南宋初期，是当时学术界对以胡国安、胡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称呼。胡氏父子是福建人，在两宋之交的战乱时期来到湖南，结庐于南岳衡山，设帐授徒，传道讲学，影响广大，自成一派。之后，“湖湘学派”的所指逐渐扩大到整个活跃在三湘四水的学术群体，而他们所讲授的学问也相应地称之为湖湘之学。其实，湖湘之学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的北宋大学问家周敦颐。湖南道州出生的周敦颐，早年受教于湖湘大地，成年后进入仕途。周敦颐在《易传》、《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世界创成说，还提出理、性、命等哲学概念，创立濂溪学派，拥有程颢、程颐等一大群优秀弟子。周敦颐不仅因此而成为影响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深远的理学的鼻祖，而且有力地推动湖南学术的繁荣。湖南人重视学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湖南学术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湖南的省会长沙有一所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成立于北宋开宝年间的这所书院，因宋真宗的召见山长周式、亲题匾额并颁赐经书，而有幸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从那以后，不论时局如何动乱、战争如何残酷，这所位于岳麓山脚青枫峡畔的高等学府，一直没有中断它神圣的教育事业。作为三湘乃至全国的学术重镇，它重礼延聘各朝各代当时海内第一流学者来此授课讲学，广开山门接纳五湖四海的聪颖才俊来此勤学苦读。这里先后迎来过张拭、朱熹、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大师名流，也培养出像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唐才常等一大批卓越人才。湖南学术的薪火，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岳麓书院的世代传承。作为理学的—支派系，湖湘之学即湘学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特别注重心性修炼和经世致用。湖湘士人在湘学的熏陶下，普遍重视道德、情操、品性的修炼，并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治国、康济时艰之上。千余年来，湘学作为内核，对湖湘文化发挥凝聚、引领的精英功能，楚风作为基础，对湖湘文化起着养育承载的民间效应。它们互为影响，融合化生，共同打造了湖湘文化精神。具体地说。湖湘文化精神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无须依傍的自我意识湖南自古以来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又因为较为封闭，故而相对于中原来说，皇权意识比较薄弱，自我意识比较浓郁。在千年万载操习楚语楚风的过程中，远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思维方式，在三湘四水得到较好的保存与继承，逐渐形成湖湘文化无所依傍的自我意识。二、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湖湘学派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对湖湘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有着终极性的指导力量。他们多把人生的成功建筑在对社会的治理上，并不满足于书斋中的阐述经义一著书立说。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被携刻在岳阳楼上，世世代代成为湖湘士人生命旅途的指示灯。对近世影响最大的书籍《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出于湖南人贺长龄、魏源的手中，便足以说明这一点。三、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史册上所说的“易激发”，就是说的湖南人血性旺烈。屈原自尽汨罗江、舜帝二妃投身湘水，无论是为国还是殉情，在湘人的眼里都是血性的最高绽放，都值得由衷赞美，都应该立祠建庙，永久祭祀。同时，屈原、二妃这种血性最高绽放的形式又成了血性湘人效法的榜样，在理想遇阻，爱情受挫时，有人就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示的心迹。明代中叶辣椒传入中国。湖南人为什么嗜辣如命?就是因为湖南人的性格与辣椒投缘。在辣椒的刺激下；湘人的旺烈血性更加火爆激烈。在社会动荡的年月，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血性旺烈的湖南人如鱼得水，更能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身手。四、倔强霸蛮的任事态度湖南人最爱说的两个字就是霸蛮。什么是霸蛮?通常被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却偏要以超出通常的做法去把它做成，这就是霸蛮。这显然是远古南楚蛮子的遗风。湖南人祟尚这种霸蛮的任事态度。凭借着外省人难以理解的这股蛮劲，世世代代的湖南人，在这块贫瘠而竞争激烈的土地上，奋斗着、拼搏着，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这条文化长河流到近代，开始有了一个质的转化。完成这个转化的，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带的湘军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便是曾国藩。曾国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正是湖湘文化在—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所诞生的一个成果。曾国藩在三十岁时才真正离开湖南。他五岁发蒙，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正规学习生活中，系统地接受着湖湘之学的教育，又出生于一个偏僻山村的普通农家，从小染习本色的楚风楚俗。他的自我奋斗，他敢于以团练名义办军队，朝廷是要曾氏做帮办团练大臣，谕旨说得很清楚：“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做巡抚的常务，帮忙共同办理组织乡民结团练习，以及搜查土匪，两个事情：组织民兵队伍，清查土匪。既不是建一支军队，也不是要他们去与太平军打仗。这实际上于事无补，曾氏以恳请民籍终制为由不受命。武昌失手，常大醇死，张亮英专人送信，即当堂劝其力保桑梓。曾氏不得不出，再不出，则是贪生怕死，对父老乡亲没有责任心。既出则上疏，请在省会立大团，奉旨，掉马泽南择一千湘男，进长沙。按戚继光的办法建立营制，做营房，装统一服装，发军饷，一支军队雏型在长沙出现，但名义上仍是团练。他的扎硬寨打死仗，他的屡败屡战、打脱牙齿和血吞等等，无一不是湖湘文化精神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对于曾国藩来讲，首先是湖湘文化培育了他。其次，才是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曾氏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曾氏所领导的湘军集团，前前后后有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以与之相比。于是，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如尚武、好斗、喜兵器、轻死、易激发等等，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军事活动中，得到了极好的发挥空间，同时，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湖南人投军的踊跃，可谓史无前例。正如杨度所说的：“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轻死”到了极点：“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这条路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了一次最好的普及。野史记载，胡林翼军军营不打仗时，请老僧进营房讲《论语》，他自己在一旁恭听，王鑫军营白天打仗，夜晚关紧大门在营房挑灯读书。四书五经颂书声与习斗声相闻。虽为湘军，寻找了一个核心理念，这个理念即湘军的建军宗旨，今天广义的团队核心价值观，即十年护死至送终。曾氏为湘军立寨，确定军队宗旨是为保卫死至道统。历史上称湘军为卫道之师，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也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其次，因为有了湘军这个组织，世代住在穷山僻壤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开家庭还有社会，除开生存还有信仰，除开物质还有精神。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个质的提升，甚至飞跃。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相应地，原先的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向来的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天生的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祖传的霸蛮任事态度被提升为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