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话题关系到各种不同的人群我首先想谈谈我的看法，什么是企业文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究竟怎么理解呢？我想企业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大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文化”这个概念太广了，大家落实到“企业文化”这个领域里面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核心的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最具代表性的，对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我们当代的时代精神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涉及到各种的问题，你不管是教育文化还是精神文化，还是领导阶层、官场，各个方面的文化最后都要凝聚到我们当前这样的一个重点上面来。因为现在我们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在里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人群，甚至涉及到每一个人。学校培养的人将来到哪里去呢？企业里去。农村现在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干什么呢？到企业里去。各界领导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它的企业产值的增长。所以我们说企业文化我们当代大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对这一部分我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说一点东西的。一方面的原因是本人从底层来的，如果看我的资料的话大家可以发现我是1964年初中毕业下乡，然后1974年回城，在城里面当过5年的打工仔，包括搞搬运的等等什么乱七八糟的活都干过，然后考到武大读研究生，从此进入教育界。但是我每年都要回湖南，我的老家在长沙，每年有两次的暑假和寒假回到家里，我的老母亲还在长沙。每次回去跟我的朋友接触，甚至开讲座和座谈，其中有很多是搞企业的，有些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当然大多数都是不太成功的企业家，属于社会底层，所以对他们的情况我还是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感性的支持。再一个方面，我做学问原来在农村当知情的时候就开始了，考到武汉大学来没有读过高中，直接考了研究生。所以我的学习乃至后来的学问一开始我就不是专门想要当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想要当一个学问家，主要是关注市场的民生，关注底层和外界，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学习的欲望，以及在看书的过程中产生一些领会甚至是一些灵感。我从开始看书的时候就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为什么我长期有这样的一些兴趣，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解释。康德哲学的时代精神刚才周方女士讲到我研究康德哲学，最初我并没有预期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康德研究的专家，这是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的。当初为什么要读康德的书并且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为了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这在康德本人大家不太了解，他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感的哲学家，尽管他的书非常难读，也非常难以翻译，连德国人都读不懂他的书，德国人说他的句子太长了，读他的书一句话要用十个手指头，因为他的一句话有很多的从句，每个手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手指头都完了那句话都没有完。德国人都烦他，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晦涩的哲学家，这就是康德的特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晦涩的哲学家、最高深、最神秘的哲学家，他自己说他是受到卢梭的影响进到哲学界的，他原来是研究科学的，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教授，但是读了卢梭的书以后，他说卢梭教育了我，他读卢梭的《爱弥尔》，从里面看到了人文的理想。他说卢梭告诉我，如果我的学问不能为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种深层的根基，那这些学问一钱不值。这是康德做学问的立场。所以，康德尽管他的思想那么的晦涩，但是他的心目中是想用这样的一些极其高深的理论来为普通的老百姓，包括那些打工仔包括那些洗衣服最底层的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种生存的根据，解决生存上的问题。当然这不能直接地解决，如果让那些老百姓看他的书肯定是不行的，连学问家都看不懂他的书，必须是专家。他怎么能够解决折价问题呢？直接解决是不可能的，他没有那么通俗。但是，在康德自己看来他是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根据。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是很有时代感的，那时候康德处于18世纪，在德国也是处于他们的转型期，跟中国有一点非常相像。德国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四分五裂，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这些先发展的国家。在德国处于一个要奋起直追的境地，但是德国既有的国情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的发展。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具有一种改革和革命的意义的，他对当时所认为天经地义的很多东西提出了批判和怀疑。经过康德的研究，他提供了一种经过验证的、经过论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西方被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认为太阳不是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一种颠倒的方法安到康德的身上，康德自己说他是模仿哥白尼的革命进行自己的思想革命的。他的世界观、科学观、道德、信仰、宗教、政治、历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对于现代的西方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说梁启超认为“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就是康德”，确实在西方起了很大的作用，200多年来常盛不衰，04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他是1804年去世的。中国最近一些年也是开始对康德进行一些密切的关注，我和杨祖陶先生（音）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本最主要的著作，这些本子有一些提高，可以做研究的，以前的本子是不能做研究的。于是在学术界有一大批的人把康德作为了话题的。中国的这种“康德热”实际代表了我们当前时代精神的一种微妙的变化，虽然不是那么很明显，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不知道“康德为何许人也”，实际在背后反映了一种倾向，中国深感现在我们所欠缺的就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论指导，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个“河”还没有过过去，为什么？光是摸着石头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种超前的高层次的指导。所以我们多年来热衷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有时候往往陷入到一种困境，甚至陷入到自相矛盾。在目前这个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你要发展，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包括体制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包括劳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归结到体制不实的问题。要改革必须要再往前跨一步，必须要有前瞻性，我们跨到哪里去？所以没有一种长期的前后一贯的原则，我们的企业文化永远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水平，这个水平的特点就是投机性太强。我们企业文化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投机性的文化，没有前途的，是短期效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深入，我们的官场效应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在位的领导最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政绩，我这四年怎么样，四年以后不管，四年能够做出成效来，上升就有了指望。中国当前企业文化的三种类型现在回到我们讲的中国当前的企业文化，我把他做了一个归纳，我们当前中国的企业文化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官商文化。由以往的计划经济传下来的，计划经济如果要仔细分析起来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贯的做法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总而言之，在计划经济的文化氛围之中，企业直接由官僚的权利来垄断，这种官商文化是由官僚的垄断权利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大锅饭”、“铁饭碗”以及“腐败的温床”。现在官商文化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成了腐败的温床，腐败以前也有，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厉害。一旦把官商文化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的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批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致力于搞政企分离，要把官商文化解构，我们预料这种文化在某些领域里面仍然有官商文化导致的企业经济，但是它是没有前途的，这种官商文化正在走向消亡。第二，儒商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主导的一种企业文化。当然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同时又要保持传统的儒家道德，何乐而不为呢？两全其美，能不能在现代的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继续发扬我们的儒家道德，这是很多企业家在考虑的问题。这样的儒商文化它是以道德作为它的原则，它讲道德。讲“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儒家讲“你发财可以，但是要遵循一定的道，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这个“道”就是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讲诚信、讲人性本善，讲政治。儒家是讲政治的。当然儒家也有内渗的一方面，讲个人修养的，特别是企业家本身的个人修养，以及对待员工的仁慈之心。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在当前这种市场经济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儒商文化往往敌不过另外一种文化，等一下我会讲到。但是大家又舍不得放弃，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像京津、东北、山东这一带以前有晋商、徽商，这些地区都有一种儒商的传统，有些电视剧也想把这方面鼓吹起来。确实，这样的一种儒商传统一切服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儒家是讲政治的，他是讲国家民族大义的，不是那种奸商，有一种崇高感。我们可以看到像《大宅门》那样的电视剧，虽然清朝时代，但是那些药商很讲信义的，一旦自己发现自己做了假，可以当街把价值多少万银元的药材烧掉，维持自己的信誉。所谓的“老字号”就是这样产生下来的，现在为什么没有“老字号”了？现在的“老字号”都是假的，“老字号”就是靠这样的东西传承下来的。除了民族与国家的大义，还有家族，儒家是重视家族的，光宗耀祖，“老字号”都是以家族为名的。在这方面儒商里面也有成功的，特别是在北方有一些个别的标榜儒商的企业也有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往往有一个背景，就是它常常与官商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官府的权利和保护，离开了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它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无法达到成功，甚至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为什么儒商在北方有些地方可以成功，但是在南方比如在广东恐怕就很难、非常难。还有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拓展，儒商文化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善，它标榜的是儒家的那套东西，但是做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更高明的方式在欺骗。这也是一种变化的趋势，儒商这样一种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以及在我们当前发展的总体方向上来看它是很不适应的。为什么不适应？主要的原因我分析是因为儒家是一种个人私德，是建立在企业家个人道德的私德水平之上的，儒商依赖于企业家本身的道德水平。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之上这是很不可靠的，我们为什么讲“富不过三代”及第一代创业知道艰难可以维持你的富裕，第二代从来没有创业吃过苦，从小在富裕的家里长大。第三代就不用说了“富不过三代”是这样的。如果每一代人有这种道德和责任感可以富起来可以成功。但是他依靠某一个人，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他去世以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这是很难预料的，这是没有连贯性的，儒商文化没有连贯性的，很可能会断裂。不光企业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建立在某个领导人的道德水平之上那是很不可靠的。哪怕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希望他长命百岁甚至是万岁，万岁是做不到的，哪怕活一百岁最终还是要去世的，最后来的是什么领导人谁也不知道了。这样的道德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完全是两码事，市场经济有他自己的规则，你做生意、你办企业，本身有它的规律，比如说西方人马克思发现的“价值规律”，这是一种客观的规律，不是人的道德所能够建立起来的，人的道德是道德。当然这种道德也可能偶尔能够跟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能够相重合，比如说你讲诚信，诚信很好啊，诚信就是建立了信誉，建立了信誉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规律，被纳入到价值规律里面去了。所以那些“老字号”为什么有的几百年不衰，因为它恰好符合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就是要讲诚信，要讲诚实劳动、诚实买卖，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你儒家的个人道德的诚实跟这个恰好吻合，你也可以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偶然的。因为道德的规律跟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两个道上跑的车，这两个道可以交叉，但是是偶然的。一个人的道德不能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能由道德来决定。所以儒商为什么走向衰落，我想这是有他内在的道理在里面的。不是说哪个道德还不完善，如果出来一个更加完善的道德君子就可以把它发扬光大，不是的。即使有个别的道德高人能够成功，这也是偶然的。这我是对儒商的看法，总的趋势仍然走向衰落。今天在鼓吹儒商跟现在的市场经济大背景来说是很不协调的，当然你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已经成功的基础上，你吸收一点儒家的因素那是可以的。我们讲了儒商跟市场经济他的重叠之处，有他的交汇之点，你可以吸收一点东西更加完善企业的管理。但是如果要把儒商的原则作为一条根本的原则，那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三,我命名为“佛商”。我曾经听到一个搞社会学的一个社会学家说过，他做过调查。他在香港做的调查，他说在香港搞企业的企业家一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