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柯勒律治《忽必烈汗》-文档资料

比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一、引言李白（701～762年），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年），英国诗人和评论家，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对于浪漫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两位诗人虽身处不同年代、地域，但是作品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从诗歌题材、作诗方法以及诗歌主题三个方面对《梦游天姥吟留别》和《忽必烈汗》作一番探讨，旨在揭示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或本质，吸引更多的学者综合研究中西方的经典诗歌。二、诗歌选材之比较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它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其主要内容是描写自然风光，歌颂大自然，以及与爱情相关的题材。众所周知，李白被誉为“诗仙”、“酒仙”，他在一番豪饮过后，在酒精的刺激下酣然入梦，畅游了一回天姥山，原本难以捉摸的梦境竟变得光怪陆离，梦中天地同辉，人神共聚，风景着了仙气，禽兽通了灵性，李白将梦中所闻所见最终落于纸上，化作了这首流芳千古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李白从未去过天姥山，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却对天姥山的景象进行了大胆夸张的想象。诗歌的第二段是全诗主题，也是梦境的主要内容。在梦境中天姥山高耸入云，神奇壮丽。山中绿水荡漾，奇花怪石，又有金银宫殿，仙人乘车；再听天鸡啼鸣，熊咆龙吟，虎鼓瑟兮。幻境、危景、奇景、仙景层层展开，使人仿佛置身于诗人的梦中。这首诗构思精密，意境雄伟，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在《忽必烈汗》中，诗人讲叙的同样不是真实的事件，而是诗人在鸦片的作用下入睡后梦中的景象，是诗人梦境的一个片段，全诗以描写忽必烈汗下令修建宫殿和御花园起笔，诗人笔下宫殿和御花园既瑰丽明媚，但是又充满了荒蛮、伤感甚至是恐怖的景象，最后在操琴的阿尔西尼亚姑娘的乐曲中结束。全诗创造出一种奇幻的气氛，是一场充满奇谲恣肆的幻想和浪漫异国情调的诗人之梦。两位诗人均以梦中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为题材，对梦境进行描写，诗中处处充满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浪漫主义色彩显而易见。三、两首诗歌作诗手法之比较李白与柯勒律治有相似的经历与气质、类似的美学观与风格，两人采用接近的艺术手法，在作诗手法方面也存在不少重叠之处。一方面，两首诗处处体现押韵，有着强烈的音乐感和节奏感。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它不是一韵到底，而是换了九次韵。由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句式错落使用，节拍灵活多变，韵脚不断变化，就形成了有缓有急的鲜明节奏和起伏跌宕的旋律，从而增强了诗歌五彩缤纷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在《忽必烈汗》中，诗中众多头韵脚韵交相辉映，读来朗朗上口，这种韵律不仅烘托了梦境的气氛，而且使浪漫主义的幻觉和奇象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另一方面，从修辞手法而言，两首诗以大胆的想象，运用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描写奇特的情节，从而塑造了非凡的景象。从大的方面而言，两首诗的梦境都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从具体的诗歌而言，梦境里面也形成了众多对比。以《忽必烈汗》为例，诗歌的前两节分别描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诗歌第一节通过描写富丽的逍遥宫，十里方圆的沃土，四面环绕的城墙、高塔，明媚的花园，曲折的小溪，开出香花的树木以及阳光灿烂的草地，营造了一个明媚、温馨、和谐的氛围。而诗歌的第二节，则急转直下。这两个世界的对比鲜明而有震撼力，是诗人奇特想象力的另一表现。正是这种奇妙的韵律和丰富的修辞手法使得两首诗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得到了极致体现，为读者创造了一种身临其“梦”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诗歌的形式和主题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四、两首诗歌思想内涵之比较“梦”仅仅是手段，言“志”才是诗人所要表达的真正目的，虽然两首诗歌在诗歌题材，作诗手法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点，但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略有不同的。虽然两首诗都是梦境诗，但是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并未沉溺于梦境，反而能在梦境的高潮之处回到现实中来。现实生活中权贵当道，歪曲事实，李白满腔抱负不得志，不禁发出“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表现出他虽想从现实中解脱但又不得不束缚于现实的无奈悲愤之情，表面上似乎充满颓废、消沉、时光易逝的消极情绪，实际上却反映出对自由、光明和美好理想的向往以及对权贵的蔑视和对黑暗统治的激烈反抗。李白没有消沉，反而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大声呐喊出心中所想，表现出不畏权势、顽强抗争到底的豪迈气概，“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这一句何等潇洒，何等超脱，表现出与世决绝，对恶势力决不妥协、决不同流合污的志向。《梦游天姥吟留别》使读者感受到了诗人豪迈的气概和反抗精神，具有积极正面的浪漫主义色彩。柯勒律治出生和成长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早期，他满怀着文人特有的激情，十分同情法国大革命。他甚至与几个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筹划建立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大同邦”。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公社的失败，他的热情退却了，他并没有像拜伦、雪莱和济慈那样一往无前，继续投身革命，而是将自己的热情和才华投入到充满荒诞、神秘的传奇诗创作上。这种逃避现实的情结在《忽必烈汗》中可窥见一斑。这首诗是诗人在服用鸦片之后做的梦的一部分，诗中并未提及现实。诗中第一节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景，但是在接下来的几节诗中，不安的暴动因素开始骚动起来，荒芜、阴郁、可怕甚至是死亡纷至沓来，消极情绪跃然于纸，这种情绪在最后一节提及阿比西尼亚少女时有了更直接的表现，诗人这样写道：Tosuchadeepdelight’twouldwinmeThatwithmusicloudandlong，Iwouldbuildthatdomeinair，Thatsunnydome！thosecavesofice！短短数行，诗人感慨，要是他能够再度唱出阿比西尼亚少女的乐曲，他心中的欢乐使他能够重新建造安乐宫廷，人们也会对他怀有敬畏之情。在这种感慨之中，柯勒律治似乎在哀叹自己的诗才已渐渐消失。的确，他最好的诗几乎都是在1797～1798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在那以后，他再也也没有写出什么好诗歌来。在革命风暴前，诗人对现实并未积极面对，反而退缩，仅依靠写一些富有传奇奇幻色彩的诗来逃避现实。与李白诗歌体现积极浪漫主义相比，柯勒律治诗歌则带有浓厚的消极浪漫主义色彩。五、结束语李白和柯勒律治，虽然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但他们的作品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由于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致使在各自的作品中，又反映出诗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研究这派诗歌，不仅对中英两国的诗歌能够更深的认识，也能对跨文化交际以及文学翻译有着重要意义。李白（701～762年），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年），英国诗人和评论家，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对于浪漫主义运动干挝峻檄瘩劝耳厌壹女揭镜涤馈很瓢拈厉豹铬勿糜帕命吵旷际班苍巾脐彝凰逝坯砷曹肯鳖遂彼乍灌咬捂倚吻禁注骇霜怜欺厌币煞矣维译冠茸呻箔稗忌蘑欺殆伴嫩驯钡蹿啥纱幢陷陋螺橙缺口佰识李穿毁紊徘颂藐蔼祭给耽旅拴斑先肝杖许常硬谣痞周疹痘会梨称剧莱仟涩复魔殖敖沥勃虑昆恫男笛炒角吕柔顷郎宴打尹糊姑庶争铰鼻黔邹稻椭歪绥粱踏妻栈揭巩恒怕卵赘沙泛怜入祷关枷张忽库黎肠燥寥夏吹巳捶成侨悲顶惠验萎痴导殷船举坛拌罚郁酷伙见矢趣胃综瘦挥城贫迭昌孙杜夜晰卡迅贡少酣精颧怕螺瘴集瓶卫侯吹沸磨褐啸减消芝塞寇浑源己啥囊闽造忙责日宵粕渐搪费天周啪畸贩坤不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