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我见

科学、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化学化工学院有机化学霍桂飞M13368说到“科学”与“民主”两个关键词，不能不提及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他不仅在许多讲演和论著中强调科学对于发展物质文明的重要性，而且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及其社会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精神的培养比从事某项具体的科学研究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但前者比后者更需要持久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对科学的自觉使杜威并没有因实证主义的影响而陷人科学万能论的陷阱，相反，他通过把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引入他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的范畴，为科学地、伦理地对待科学预留了空间。一、科学对精神生活之意义“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意义时，科学是不会发展的。”这是杜威在考察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效应时反复申明的观点。科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在杜威生活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头二十年，科学对人类物质生活面貌的改变已经日益明显，以致生活在日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科学对日常生活的广泛影响。正因如此，杜威以前在美国发表的论著没有在这方面多着笔墨。但在中国讲演时，杜威也许有感于中国科学的落后而反复强调科学对于减轻人的劳动和改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然而，杜威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很多人至今依然忽视的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科学发展所遇到的阻力比在中国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这种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势力强大的教会的阻挠，因为科学的发展直接冲击了一些宗教信条，损害了教会的权威；二是遇到了一些政治人物的阻挠，因为科学家的工作在当时造成了蔑视权威的风气；三是由于技术发展导致一些工人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有些工人放火焚烧厂房和机器，错误地以为是机器本身剥夺了他们的工作。这些事实反而使杜威感到不仅要从物质层面去理解科学，而且要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科学。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仅要看到科学的结果，不仅要看到科学在物质生活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便利，而且要看到科学如何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在杜威看来，科学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又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时空观，也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看法，还改变了人们的道德理想以及人们与宗教传统的关系，更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科学研究激发了探索的热情，找到了探索的乐趣。对于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科学探索甚至成了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首先，通过对科学的效应史的考察，杜威发现，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人们的世界观出现了四个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分别以自然律概念、自然统一性概念、能量概念和进化概念的出现为标志。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最多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自然有一定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宇宙和谐的观念［在希腊文中，“宇宙”(cosmos)一词最早就有“和谐”的意思］。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都遵循特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进行精确的描述。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面对表面上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茫然若失，而是因自然现象的可预见性而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只能以思辨的方式抽象地谈论自然界的统一性。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人们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精确地解释自然界的统一性。而自然界的统一性观念的形成给人类的认识领域带来的显著变化是，人类的认识兴趣首次有了共同的中心，所有社会的知识阶层有可能被一个共同的事业联系起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的人在知识领域的这种联系为知识共同体，进而也为人类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然界的统一性观念的形成与知识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因为当我们要去认识共同的东西时，我们不仅被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之下，而且意识到我们有了共同的生活基础并且被迫面对共同的问题。“能量”概念的出现在近代科学中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不仅使我们能深入研究光、热、电等自然现象，而且将古人对宇宙的静态理解变成了今人对宇宙的动态理解。杜威认为，恰恰是“能量”概念的出现导致了新天文学、新物理学和新化学的产生，也导致了新生物学以及一系列其他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出现，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产生都源于人们意识到宇宙除有静态方面还有动态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新思维方式使人们勇于质疑传统的权威，特别是宇宙由永恒实体构成的观念。“进化”概念的出现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所有生命现象，包括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演进，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历史观。杜威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认为进化概念的直接效应是摧毁了预成论的世界观以及中世纪神学的永恒真理观念。按杜威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一文中的看法，将“物种”与“起源”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本身就“体现了一次理智的反叛并引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质”，“《物种起源》引入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肯定会改变知识的逻辑并因此改变对待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方式”。对真理相对性的承认使人们有可能去怀疑过去的权威，探求新的知识，并树立了一种“向前看”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向后看”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应，人们也牢牢树立了一种“发展”的观念，这种观念虽然在某些人看来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性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念，但它显然培养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并主导了近百年来人类所做的许多重要努力。其次，通过对科学的效应史的考察，杜威发现，科学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并为人们走向新生活鼓起了新勇气。就像一个人年龄大了就需要新的力量、新的勇气并要防止自己过于守旧一样，一个民族要保持青春的活力就需要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气。科学能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带来青春的活力，是因为科学让人们树立了对自己的理智力量的信心。尽管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甚至有某些负面的影响，但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只要科学地对待科学，合理地对待科学，人类就能有效地、合理地发展科学并运用科学。在精神世界里，科学为人们使用和开发理智开辟了崭新的途径。过去，人们在遇到生活的困难和危机时总是习惯乞求于神灵的保佑。现在，通过科学，人们学会了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摆脱了大量的愚昧与错误，从而树立了更好的是非标准。至少，现代人可以通过科学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了更真切、更完整的认识，人们在面对错误与愚昧时不再采取愚昧的态度。对自身的理智力量的确信使人们不再迷信古人，不再盲从权威。正因如此，人们更容易采取面向未来的前瞻态度。这种精神取向的转变也使人们更容易从未来看现在，而不是从过去看现在或以过去的标准去衡量现在的一切。最后，科学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宿命论和悲观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控制。科学无疑改变了知识的格局，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的知识多半限于单纯的直接经验或主观臆测，没有严密的体系和合理的论证，因而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近代科学的出现使人们不仅意识到精确性对于知识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知识的成长不但要重视量的积累，还要重视质的提高。科学革命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把知识的质的提高摆在优先地位。科学不断地解决问题，但也不断地产生问题。杜威更多地强调前一方面而不大注意后一方面，这自然是其时代条件决定的并且与其时代要求相一致。但是，杜威敏锐地看到，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两种对社会精神生活起压迫作用的世界观，一种是把自然看作毫无秩序和不易控制的东西的世界观，另一种是认为自然虽然遵循一定的规律但人类对它无能为力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产生了三种形式的悲观主义。第一种悲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已命定，非人力所能为，因此，抱这种悲观主义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杜威认为，科学的兴起使人们能借助精密的方法洞悉自然的奥秘，控制自然的进程，因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种形式的悲观主义自然烟消云散了。第二种悲观主义抱着摘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去对待自然，其结果自然是认为自然现象不值得我们去控制，因为我们压根儿控制不了。科学的兴起以铁的事实说明自然进程不仅值得控制而且能够控制。第三种悲观主义是将眼光放在过去，而不是瞩目将来。按照这种悲观主义，古人一切都好，古人的智慧远远超过今人且不犯错误。持这种观念的人看到的人类知识图景是灰暗的，它所显示的人类历史是一种退步史，而非进步史。“言必称古人”是其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科学出现之后，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理智的伟大力量，他们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掌握着自然的奥秘，而且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和工具为人类服务。从此，人们不再轻视对自然的研究，相反，认为这种研究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有趣工作。如果杜威停留于此，杜威还不成其为杜威。他对科学意义的阐述并不停留于对科学效应的现象描述，而是深入到对科学精神的探讨上。对杜威来说，科学绝不等于单纯的技术和工程。科学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事业，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没有研究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他不仅深入研究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而且详细阐述了科学精神的要义。二、科学精神的要义科学精神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但又不限于具体的研究。从广义上讲，科学的人文理想也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科学生根于文化的土壤中，这一点决定了科学活动的人文性质。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不仅体现了科学的自觉，而且是科学向自身提出的正当要求。当这种要求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时，科学才能找到合理的定向。然而，科学活动是以自然律概念的出现为背景的。这一概念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并使这种区分成为必要。科学探究是解决问题的活动，但正如麦可尔·汉普顿(MichaelHampe)和班贝克(Bamberg)所言，在杜威那里，“科学探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解释某物的冲动支配的，而是由将不确定的情境变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的愿望支配的”。科学探究是科学活动的主要部分。科学精神贯穿于科学活动中，但随着科学活动的普遍化以及人们对科学的逐步推崇，科学精神也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杜威对科学精神的论述实际上是以自然律概念和确定性概念为依归的并将科学方法视为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是因为，他认为科学研究首先是以揭示和运用自然律为目标，从不确定性中求确定性则成了它的根本特征。由于揭示自然律是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且不断探索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精神首先意味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勇于探索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勇于破除迷信，勇于打破陈规，勇于革除传统的习惯，勇于尝试和实验。由于失败总是与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勇于探索也意味着不怕失败。杜威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正是科学方法显示了科学研究的探索性质。因此，他对科学方法做了大量的论述。在他看来，科学并不等于书本上的知识，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只是科学努力的结果，而非科学本身。科学的重要意义不在其结果，而在其方法。用他本人的话讲，“只知科学的结果而不知科学方法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科学的意义”。他还说，“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引进了求知的方法，它使人们能根据现有的经验预见并控制将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然而，由于对实验方法的偏爱，杜威常常把科学方法等同于实验方法。比如，他说，“科学方法是什么?简单地说是实验的方法，是通过人类的活动在心灵的功能与自然事实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但杜威所说的实验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实验具有目的性，甚至具有预见性。在实验中，研究者提出假设，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人们也可以根据新事实得出新观念，提出新假设。这一过程无疑具有探索的性质。在通常情况下，当有人提出某项建议时，人们往往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应。如果那个建议好，就予以采纳，如果不好就加以拒绝。实验方法引入了第三种反应方式，即把那个建议看作假设，其价值由实验结果决定。与强调实验方法相对应，杜威提出了“真知始于意见”、科学源于假设的观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莱欣巴赫(Reichenbach)在谈到杜威的科学理论时虽多有批评，但肯定了杜威对实验方法的重要洞见。因为对杜威而言，近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实验方法引入了科学，从而可以不断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这一点，导致人们放弃了科学中的教条并随时准备接受实验检验的结果。科学中的假设不同于思辨或随意的假定，它以既有的理论为根据并受某种理论的指导，科学实验通过人为的组织和安排来体现实验者的目的。科学不承认永恒真理，它只承认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