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扑灰密年画的符号学阐释

高扑灰密年画的符号学阐释摘要：民俗文化事物总有物质的一面和意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民俗文化现象的符号性质。本文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高密扑灰年画的结构和功能，进而发现其形式与内容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关键词：扑灰年画；民俗符号；日常生活中图分类号：k8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86-01一、高密扑灰年画概述扑灰年画是山东高密独有的年画品种，已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高密扑灰年画起源于明朝初年，至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据传，扑灰是经高密大栏乡公婆庙村王姓人家发展创新而形成的。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工艺制作过程，被誉为“中国一绝”。所谓扑灰，主要是根据生产制作技术而言。根据作者所构思的内容，先打腹稿，用柳枝烧制成的碳条勾出轮廓，即粉稿，然后扑抹在另外的白纸上，一稿可扑数张。为了增加数量，还可在扑好的一张画稿上再用柳枝碳条描一遍，重扑。这样不但增加了数量，也使同一张画稿成了对称的两张。这完美的对称性也成为高密扑灰年画甄别于国内其他年画品种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整套制作工序都带有抹的味道，民间艺人又称为“抹画子”。二、乡土情境下生活与艺术的结合民俗符号作为民俗表现体，是用某一个民俗事物做代表，来表现或表示它所能表示的对象，最后由相应背景中的人们对其做出公认的解释，即指明它的含义或概念。在符号化过程中，表现体、对象、背景性的概念三者相互作用，表现体在特定背景下传达某种含义。扑灰年画的图案从其本身所呈现的存在状态来看，属于单纯的事物表象，但每一种物象作为图案符号都传递着某种文化信息，隐喻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着民众祈吉求祥的愿望。扑灰年画多取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知识体系，并冠以民众的创造灵感和丰富的想象。造型多样的扑灰年画对当地民众来说，不仅是谋取生计的实用物，更是一种意义的传递与表达，是民俗符号的物质载体。扑灰年画所呈现的图案符号是象征系统的表层结构，是物化的符号，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深层意义才是真正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是扑灰年画图案象征系统的深层结。符号和意义二者相互依附，相互作用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姑嫂闲话”作为扑灰年画的重要题材，是作为民俗符号中的“能指”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是民俗意义的表现体。它隐喻、传递着的民俗含义，就是民俗符号中的“所指”。在扑灰年画中，民间艺人捕捉姑嫂关系这一在乡土情境下普遍又重要的家庭矛盾关系，使得“姑嫂闲话”不仅是一种家庭和睦的现实关系的简单映射，更成为具有教化意义和功能的书写。三、高密扑灰年画的民俗符号意义建构民众的心理与其外化了的表现符号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民众一般都会选择和自己生活密切相连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理想。通过对具体物质事物的筛选，使其心理、情感的内蕴从无形无色到有形有色，从抽象状态到具体物象，最终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符号系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高密扑灰年画中有大量的神话题材或世俗化了的仙话题材。例如，灶神民间也称灶王、灶王爷，是掌管一户福运的家神，它根植于民众日常生活，自古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是最贴近民俗生活的三大民俗神之一。在山东民间，供灶神是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家家户户都会“请”灶神。灶神年画在灶神崇拜的民俗活动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媒介，极大地满足了乡民们的文化心理需要。其主要功用不在于提供审美愉悦，而是提供一种现实的文化功能。它作为民众社会交往的手段和中介，有助于在共同的文化心理下采用相同的文化形式构建社会。民众从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出发，将那些极为普通的生活场景、行为、关系通过巧妙、美观的色彩、造型组合配置，融入民众情感和生命意识，实现了扑灰年画与民众心理的律动。四、文化视觉符号的存在形式扑灰年画是在写意国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以其硕大丰满、动感十足、兼工重写的造型特色带给人们独具魅力的视觉享受。它作为一种可视符号本身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扑灰年画艺术的思维具有单纯视觉思维的原始性和象征性，比如以石榴果实多子来象征传统社会中“多子多孙”的愿望。其次，扑灰年画艺术的装饰特性给人以完整的视觉感受。在主题形象的周围，以特定象征含义的动物或植物花草填充，给人丰满完美之感。为了追求这种构图，民间艺人采取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的艺术规律，加强了年画艺术形象的装饰感和完美感。作为视觉符号存在的扑灰年画，早期对视觉的冲击力较弱，但随着形式与功能的互动，形成了以色代墨、形象动感、线条豪放流畅的特色，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参考文献：[1]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