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刘亚秋2012-8-2016:41:19来源：《社会》(沪)2007年6期第29～53页【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讨论学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问题。不可否认，中国学术群体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中整体地位在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获益也在日渐增多，不过，“改革受益者”一词应该缓行。学者干预现实也并不简单预示着其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提升。在学者传统形象遭此损害的今天，学术群体需要的不仅是深入的反思和自律，因为单靠学者自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临复杂的社会阶层情况（如阶层仇恨问题），学者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阶层再造。【关键词】知识分子/声望/学术群体/地位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学术群体身份地位及其形象的问题不时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如阿忆①的一篇博客文章所引起的争议。作为北大副教授，阿忆不过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以及日常开销，却引起非常大的讨论。网易新闻以“北大教授公布工资单叫穷引发争议”②一题在2006年9月21日发布后，网上批评他的人占了多数。如在网易论坛上，网友评论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7,459条（据2006年9月24日21时统计），除去口水贴和重复贴之外，反对他的人占到了2/3强。阿忆此举可能只是希望公众去了解真相，而为什么公众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的宽容和理解呢？再如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学术违规事件以及媒体中的“专家热”现象。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教授身份危机”问题的争论。这表明，在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学术群体也在面对现实的拷问，其身份地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阿忆博客文章所引发的种种争论，事实上反映了学者社会身份变迁这样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机制问题。其中包括社会声望、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不过对于此种社会现象，学术界目前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关于学术群体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的表现问题，首先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的作品《制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他们基于东欧转型社会的实践提出的五个命题中，前两个④就关涉到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问题（李春玲，2005：42-45）。埃耶尔等认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推进着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的根源。诚然，此书的重心（从精英变化视角来解释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并非本研究强调的焦点，他们所定义的知识分子与本文关照的学术群体在内涵上也有一些差别。值得关注的是，此书作者对于转型社会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关怀。相比较而言，对于中国知识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及角色⑤却缺少实实在在的研究，⑥甚至对于当代学术群体的身份地位到底是怎样的，也缺少脚踏实地的社会学探讨。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的分层研究领域，学者们一直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或者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研究，而且数据资料也非常丰富，相比较而言，对于学术群体本身地位或声望的探索几乎是个空白。在已有的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研究中，多数学者只是简单地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中间阶层，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具体特征却缺乏细致的论证。本文正是为了回应这些不足：以当代社会知识阶层的身份及其声望为核心，探讨相关机制对于知识阶层的微妙影响，即讨论当代社会背景下学者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此提问背景来自于现实对学术群体的拷问，因此，很大程度上本文是针对学者声望危机（或者称之为“下沉的声望”）的一种讨论。鉴于知识阶层容易引起多义，本研究将对象界定为——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等类似“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这样一部分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学者”一族，也有人称其为“高级知识分子”。一、两种研究传统之批判关于学术群体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和“知识分子”研究传统。但长期以来，关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与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一直是被分割开的，似乎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的勾连，但很少有人指出这点。“科学家共同体”研究是对自R.K默顿、T.S.库恩以来的传统的关照。而“知识分子”的定义十分复杂，众多研究者往往强化了其中的人文含义。事实上，二者之间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差别，它们还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有必要同时关照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传统。传统上“科学家共同体”研究过于关照科学界内部的特征，例如，科学界内部的社会分层等。知识分子研究虽然十分注重知识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但是很多研究又过于强调一般性知识分子的概念，对于具体场景中的知识群体的具体身份，缺少细致阐释。（一）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科学家共同体可谓“科学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J.科尔的分类（依照对科学发展有作用的影响的分类），“科学家共同体”属于“科学体制研究”中的第三类研究思路⑦：是科学体制内在的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科尔等，1989：3）。在科学体制研究中，长期以来，关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思路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如早期R.K.默顿作品强调了社会结构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他特别强调科学和社会中的经济、军事以及宗教制度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中，他使用了许多经验数据，去考察与清教主义有关的价值倾向是否影响了“科学革命”。R.K.默顿本人被认为是“科学家共同体”或者“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下的重要学者。关注科学家共同体的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对象限定在科学内部的社会组织，探索它的发展线索，并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科学本身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同上：9-10）。不可否认这一研究传统的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学术与社会之间关联的日益增长，推进科学知识发展所需的资源对社会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加（默顿，[1977]2004：3），对于科学体制外的社会因素分析也应该得到强调。更为关键的在于，面对科学体制或者所谓的学术体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深入分析对科学或者学术发展起作用的各种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也需要重点分析社会因素与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群体在特定社会中的地位身份问题对于知识生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科学社会学或者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下，也应该重视学术群体的社会地位身份问题。（二）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及中国情况长期以来，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关于“知识人”的身份角色的探讨，如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的探讨，曼海姆关于“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的想像，以及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乃至于新近古纳德的“新阶级”的思考，或者如布迪厄提出的相对自主的学术场域问题等。在这些理论传承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研究传统比较关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对“科学家共同体”⑧的研究基本上被众多的知识分子研究⑨所替代或者遮盖了。而在做知识分子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内涵往往是非常不同的。在很多研究者的笔下，这个概念往往又与“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十分深厚的关联：强调其精神气质及其对社会的批判。可能正是这个原因，194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研究一般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完成的，如陶东风(1994：2004)、陈平原(2004)、许纪霖([1993]2004)等人的研究。这部分学者基本上属于他们所认同的“人文知识分子”⑩群体，在事实上，这也限制了他们的研究思路。他们基本从知识分子的理念出发，对人文知识分子怀有深厚的感情，(11)而对科技知识分子持一种“疏离”的立场。郑也夫(2004)的研究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如他关照到知识分子阶层收入等具体问题；不过，他往往也在普遍意义上谈论知识分子问题。而且，他定义的知识分子与本文研究的学术群体在概念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诚然，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重要原因，不过，在已有的研究中，这方面已经被过多地强调了，而且知识分子概念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基于具体时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的本质（尤小立，2004）；即便面对公共知识分子，(12)波斯纳（[2001]2002；田立年，2005）也强调它的“地方性”特点。在梳理这两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现有研究对于学术群体的关照，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浩如烟海的材料要么沉浸在故事(13)的讲述中；要么过于抽象，在概念层次上反思知识分子的各种精神特性。本文尝试在这两方面有所超越：力图描摹在中国当下情境中，在现实拷问下，学术群体所处的地位及其声望问题；更进一步而言，试图思考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在历史悠久的科学社会学领域中，R.K默顿([1977]2004：32-33)在1977年的作品中对此有过反思。他认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传统以及更狭小的领域——科学社会学，由于缺少思考科学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而受到严重的妨碍。他谦虚地指出，为了研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那些相互影响的特征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有必要扩大他以前努力发现的一种思维方式，以研究科学中社会互动和认识互动的新问题。R.K默顿的反思，对于我们今天的问题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二、社会转型对学术群体的影响面对中国学术群体，我们发现，影响他们的社会机制并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14)以及学术体制，还有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制度以及新兴事物的影响。尤其在当下社会中，学术群体的身份地位面临多重情境，已经不是简单的历史分期(15)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仅仅用“计划外”学术体制等“大词”就能解释得了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层视角来切入学术群体的研究。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传统而经典的领域，相关研究和理论也非常丰富。关于分层的社会基础问题也是这个领域中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都来源于M.韦伯的经典分层理论。M.韦伯在“阶级、身份、政党”一文中提出了三种分层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它们分别代表：财富分层、权力分层和声望分层。这就是经典的多元分层理论的基础。韦伯同时也指出，多数情况下，身份群体的确定标准与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相违背的（李春玲，2005：4-5、11-12）。本文在对当下中国学术群体身份地位的分析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即学术群体在当下的经济状况较十年前有所改善，但社会声望反而下降了。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就M.韦伯当年的分层理论而言，尽管它在今天已经有了种种发展和改变，但仍不失为一个经典的分析工具。本文以这个理论作为分析基础，探讨当代中国学术群体地位以及声望变化中的种种表现：即在当下社会情境中，从财富分层角度，学术群体是“改革受益者”吗？在权力分层方面，学术群体的社会干预功能得到各方认可了吗？概而言之，学术群体的社会声望在干预现实中以及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加强了吗？（一）改革受益者1.“现在的收入基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在学者的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数据和判断（祝洪娇，2005；陈坚良，2005；钟玉明等，2006）。如陈坚良(2005)曾于2004年下半年对南方的几所高校进行了调研，他发现，高校教师的收入较十年前有了很大提高。他对高校教师的住房情况也有一些数据和分析，他认为近几年是教师住房条件改善最快的时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等，2006）在上海、广州、南京三城市进行了一些采访调查，(16)结果显示，不少教师认为“现在的收入基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一项由南京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到2003年南京市知识分子平均年收入增幅达到31%。上海市社科院的调查表明，2000年，当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500元时，近40%的知识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经超过6,000元。据统计，2001年1月至7月，清华大学教师交纳的个人所得税达364万元，北京大学教师交纳的个人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