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课件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作者：任志祥班级：2011级历史一班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运城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时中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此时立志编纂《通志》。•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王安石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后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赐名《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哲宗元年（1086年）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世”，英宗赐名。•王船山解释“资治通鉴”：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荣，故曰‘通’也。‘鉴’者，能别人之所妍媸者，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王夫之《读通鉴论》目录•一、修书过程•二、历史价值•三、局限与不足•四、通鉴学一、修书过程•修书原因•资料来源•编纂方式•编纂分工1.先世史书繁多，阅读不便•“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司马光《进书表》•“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毕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刘恕《通鉴外纪》2.望主取是舍非，以史为戒•“人主日里万机，无暇观取于史书，乃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进书表》•“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闻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马光《进书表》3.报明主知遇之恩•“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编集”。——司马光《进书表》•“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司马光《进书表》奉敕修史•“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臣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进书表》司马光为何单选编年体，而非纪传体？•一是史籍猥多，未易卒览。司马光认为，“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全。”“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二是当年也确实存在不读史书的风气。“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为，陋儒莫不尚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自身之原因：司马光，平生好学，七岁时闻讲《左传》，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故“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司马光《进通志表》•“《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古代文人都所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德是指人格方面，功是事业，言即学术思想。•为帝王编史是立功，流传于后世即是立言。•古代中国人致力于缔造和认可一种传统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有很多事先限定了基调的概念，并且日益严格的条条框框在其中不断增加。•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如此积极的投身于此，以至于他们在陈述这漫长的历史中，自己就成为了他们种族最优良传统的卫道士。资料来源•“温公偏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荟萃为书，劳矣”。——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臣既无它事，得以研精极虑。躬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偏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司马光《进书表》•“道员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与将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是遗逸，不足患矣”。——司马光《与刘道原书》•“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自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高似孙《纬略》•清朝胡元常《通鉴全书》的《新校资治通鉴叙录》卷中《通鉴引用书目考》，可称得上是近代以来真正就《通鉴考异》引书情况进行统计的第一人，统计总数为272种，而文集不计在内。•今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九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曰正史，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霸史，曰传记，曰奏议，曰地理，曰小说，曰诸子。——张须《通鉴学》•以上只是从考异中得知的数目，还有很多没有异议的没有提到。•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诸阁：秘阁、天章阁、龙图阁。•颍邸旧书•私人藏书李淑、宋敏求、钱勰、晁说之等。编纂方式•编年之书，首要的工作就是判定年月，所谓“年经月纬”。司马光起用了同时期人所编的很好的一部历书，来一统1362年的历史。•此书就是北宋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刘羲叟的《长历》。•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年、月以数序，日以干支，时书春夏秋冬。时间不明者，置于年终或月末。•刘羲叟（1018－1060），字仲庚，曾参与《新唐书》的编撰工作。精于数术，并屡言屡中。•嘉祐五年（1060），刘羲叟身体健朗，却自言“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教妻子如何安葬，果真逝于当年七月，时年43岁。•刘羲叟亦精推步，当时历学首推其为第一，所著《长历》，不独温公，亦为同时期人所推重。•北宋易学大才邵雍，以毕生精力经营《皇极经世》，其书亦采用《长历》。•司马光还委托刘羲叟考订每年的节气、星象、朔闰等。张须说：“温公得此助手，其功实不在攽、恕、祖禹之下。”•编撰《通鉴》大抵分三步，先丛目，次长编，最后笔削定稿。•丛目：即依据《长历》，将历史事件的标题罗列于年月之下，而后再做长编。•长编：即初稿。其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即编出十分详细的编年史（此部分有多人合作完成）。•笔削定稿：主要由司马光亲笔完成。•校对：此为最后工作，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等人完成。长编规则：在着手编写时，将丛目中所有史料，再全部检阅一次，选择取舍，重新组织，并在文字上作初步修饰。凡是事同文异者，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相详略，可互为补充者，则自用文辞加以综合写成。凡遇事迹、年月有违戾不同者，则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事实者编入。长编正文，一律用大字书写，余者小字注于其下。以年号为例：至于年号，则“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司马光《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因事先订出规定，故编写长编可步调一致，为司马光最后定稿创造出极为方便的条件。长编分工：•“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ban），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个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诸公所事，各有范围，自汉至隋归贡父，自梁至周归道原，唐则淳甫修之”。——张须《通鉴学》•“而所得资料，有不在本人修书范围者，亦互为录致，用相补益。故玩此一帖，则编修之事，如何著手？及助修之役，如何铨配？皆赖以明，其所关者殊不细也。——张须《通鉴学》•道原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刘羲仲《通鉴疑问》•“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需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司马光《与宋次道书》•“在温公属草之前，实有丛目与长编之二阶段。丛目所以比次异闻，如工厂之原料品；长编则乃稍加修辑，如工厂粗制品，此二者皆助修者之事。若温公之笔削成书，则譬如工厂之精制品也”。——张须《通鉴学》司马光等人的的著史精神•“刘恕风疾，半身偏废。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司马光曰：“道原未死之前，未尝一日舍书不修”。•“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进书表》•《通鉴》完矣，筋骨疲惫，视力减退，神智消耗，牙齿无余。曰“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通鉴》内容•全书二百九十四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止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记1326年史事。司马光《通志》八卷：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刘攽：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范祖禹：唐纪八十一卷。刘恕：五代纪二十九卷。二、历史价值•历史地位：《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政治意义：《资治通鉴》有很高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史书体例：司马光对旧编年体写法亦有改进。1.写人物则按时间排入年代，遇事迹人物不能确定入于何时，则在人物初出现时一律交待籍贯、世系；写重要人物则其拜官，到官或免、卒时，述其生平事迹和道德人品，以增强人物的完整性。2.记事则多采补叙法，每述一事先用“初”、“先是”等字眼交待前因，然后叙其本事，弥补了编年体记事以年隔的短处。1.取材广泛，网罗宏富•“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情深，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资治通鉴提要》•近代学者章炳麟称：“通鉴部分全采《史记》《汉书》；东汉部分十之七八取自《后汉书》；魏晋至隋，采自“正史”的史料，也有十之六七；至于唐代，“正史”中的史料还不及一半”。2.自著考异，说明去取•《考异》，即《通鉴考异》。《资治通鉴》中参考大量书籍，凡有异议之取舍，皆详细记录于《考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他对历史记载互相差异的地方，一定要进行研究，把他认可的材料，写在《通鉴》里面。另外，又把他对史料去取的原因，写成《考异》三十卷，这是一部系统地考察历史文献的书。——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由此可见，《资治通鉴》在考据学和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重大影响。《考异》原则有三：1.选用“证据分明，情理得实”之材料。2.难以决断时可两说并存。3.取材不限于官方材料，旁及稗官野史。——林嵩《通鉴胡注论纲》此上体现出司马光的“疑辨精神”。“考证贵能辨，疑而后能得其思，思而后能治其理”。——陈垣《胡注表微考证篇》修《考异》的原因：1.魏晋以来，史注、史考有了很大发展。《史记》三家注：考证文字，订正谬误。裴注《三国志》：兼采众书，增补史实。很显然，司马光受其较大影响。2.《资治通鉴》体大思精，非浅学者能懂。“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四库全书总目资治通鉴提要》“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故又修《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3.据实直书，善恶自见•“臣之所述，只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通鉴》卷六十九论刘备皇帝即位•“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已，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耶”？——《通鉴》卷一百四十二魏文帝对于贤君，司马光大力赞扬，但亦不会替其隐恶，如始皇、汉武，在记叙其不朽功业之时，亦批评其穷奢极侈，繁刑重敛。唐德宗贞元三年外出游猎，访农民赵光奇。“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对民生疾苦也给予同情。4.叙事详尽，文笔简洁•“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