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调整中国外交政策，使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剧变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这些构成了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现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当今时代的本质，不但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而且为中国新时期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外交方针时代特点一、和平与发展，当代两大主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一直在思考我国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世界大战打得起来吗?我国能否利用相对和平的世纪，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我们的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方针的制定都是从这个观点演绎出来的。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在内政上必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备战为中心，势必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邓小平多次阐明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具体原因:1、我们“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的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2、“总体来说，八十年代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3、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粉粹‘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这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认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产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调整了过去建立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战略。三是主张“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这些判断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的探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下半叶，围绕着是否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观察国家形势、确定我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而基于对世界大战是否爆发的判断，又对我国国内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世界和平可以维护的重要论点，才为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依据。二、改变“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从50年代后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当时的苏联领导集团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表现出严重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惜以战争威胁来达到其控制中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对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战线是反对当时称之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及其集体，一条战线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70年代初，经过深思熟虑和外交接触后，毛泽东断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于1973年2月在会见第四次访华的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设想。这个设想就是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以共同对付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一条线”战略自70年代中期提出，经历了70年代末期的特殊时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他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8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空间，邓小平及时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以往的外交战略，大致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更具原则性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这一政策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郑重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十二大后，邓小平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他反复向世界声明，中国坚决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称霸、不当头、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这个政策很重要，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邓小平在新时期调整和发展中国外交政策是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出发，符合时代潮流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以及人类进步事业，开创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崭新局面。三、外交政策的二十四字方针1989年后，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中国所处的国家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平息后，法国、美国、英国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发表所谓政治宣言，“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侵犯了人权，宣称采取制裁中国的一系列措施，如中止对中国的高层政治接触，延缓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等等。当邓小平听到这些消息时，他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为此，邓小平反复阐述了看待国际形势、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提出了我们在外交上应该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的方针。1989年9月，当苏东剧变席卷而来时，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郑重提出:“对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冷静观察。这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看到对我们有利的因素。稳住阵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原则性和坚定性的体现。邓小平认为，苏联、东欧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这个变化首先出在内部。他强调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沉着应付。这是对待新的国家形势和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我们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他们从容的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韬光养晦。这是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有所作为。这是变化中的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指出，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化之中，不管怎么变，中国算一级。中国自己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级。中国会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他强调，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怎么样作为，提出些什么问题，应该加以研究。决不当头。这是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的一项基本原则。当时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在第三世界能当个头。邓小平认为，我们不能也不要当这个头。1990年12月，他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邓小平这个指导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是他新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新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我们避免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种“左”的偏差，维护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顶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四、邓小平外交战略指导思想的时代特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是时代的产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一）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过去“世界革命”观念的重大突破。早在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记者采访时就明确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和输入的。邓小平认为，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应尊重对方的选择，他人不应指手画脚。（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际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如何，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在外交原则上，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对外开放上，中国是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现实，我们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寻求普遍的对话与合作。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和平竞赛，无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三）完全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参加任何集团组织，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往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四)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早在50年代，毛泽东在评价邓小平时就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新时期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更是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和统一。例如，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时，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也不使正常的国家关系僵化。我们不会因为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就不同他们改善关系;不会因为要同他们改善关系，就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我们一方面坚决地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强权政治和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