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

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陈云的民生思想，是与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云既做过党的工作，也做过经济工作，对党风建设和民生问题都有过长期而深入的思考，阐述过大量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党风建设思想和民生思想。他的民生思想既是他经济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党风建设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鲜明体现。陈云的党风建设思想十分丰富，而其中围绕的一个主要问题或核心问题，就是党如何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要深刻理解他的民生思想，弄懂其中的真谛，需要同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和研究。1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看待民生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民生问题主要是指关系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党无论领导革命还是建设，当然都是从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如果不考虑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即忽略民生问题，革命和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延安时期他又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陈云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和认识，他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不难看出，毛泽东和陈云所讲的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小问题，都是事关人民当前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即民生问题。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总是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始终要求把民生问题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更深层的考虑，还在于党执政后如何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并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1956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长，提出做好商业工作一定要加强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他说，即便是卖鸡、卖蛋也有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1957年，他在13个省、市蔬菜会议上又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政策出现“左”的偏差，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1961年，陈云通过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的调查，提出我国的集体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再增加一点自留地比重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说：“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我国工业化建设是在经济尤其是农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起步的，带有很大的突击性，因此农业生产特别是商品粮供应，长期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要说民生，这是最大的民生。对此，陈云始终高度关注，提出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库存锐减，许多地方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等现象。他顶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风险，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紧急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为了尽快摆脱粮食供应的被动局面，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又顶着风险，直接向毛泽东提议，在部分困难地区暂时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粮食供应紧张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群众尚不能满足温饱的情况，他直率地建议今后三五年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他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陆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政策，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大规模进口粮食和化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粮食连续4年增产。但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加上农村和农业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误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过关，提出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政府不必再管的主张，结果出现上下都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反复提醒大家绝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掉粮食生产，并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警醒地提出，要注意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的问题。他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片面强调“无工不富”，忘记了“无农不稳”。全国10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既是很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正所谓“无粮则乱”，千万不能低估粮食问题。就在他讲话的当年，粮食总量减产，而且连减4年，直到1989年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一系列生活必需品价格跟着上涨，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事实深刻说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必将影响我国社会大局稳定。2处理好基本建设与民生的关系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建设，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也即基础建设），不可能马上解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问题，但它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如果不搞，人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然而，凡事皆有度，如果基建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势必损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影响民生。因此，陈云一向主张，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要兼顾，兼顾还是没兼顾的衡量标准是：第一，看对民生必需品的生产是否安排在基建之前；第二，看基建规模的大小是否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1957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文章指出：“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对于制定“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他提出：“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他说：“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在经过“大跃进”的曲折后，毛泽东对于陈云的上述主张，表示出了十分肯定的态度。他在1959年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1962年，中央针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并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陈云提出，为了照顾民生，要对年度计划作相当大的调整，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对此，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还当场口占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1979年，党中央同意陈云关于用两三年时间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由于调整初期党内认识不统一，行动不得力，致使不仅没有将1979、1980两年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而且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导致货币超发，物价大幅上涨。陈云在1980年12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他关于“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著名论断，就是在那次讲话中提出的。在讲话中他还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他这里所说的“左”，主要就是指经济建设上要求过高、过急，因而忽视了民生。他后来曾说过，他那段时间的很大精力用在了“砍项目”上。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过急，陈云也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样会影响基本建设的投入，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从长远看同样不利于民生。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提倡高消费、滥发奖金和随意提高福利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和企业折旧、技术改造资金的提留。针对这种偏向，他用形象的语言指出：“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1988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他不同意提“人民生活现代化”的口号。他说：“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对于他的这个思想，曾经有很多人不理解。然而，后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追根溯源，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3处理好改革与民生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与民生，虽然在本质和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但部分时间段、部分情形中也有不完全一致的一面。改革的一个目的是使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物价等经济手段更加符合经济规律。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但金融、物价改革牵涉到千家万户，对低收入群众生活的影响尤其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害到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因此，陈云历来主张，改革绝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为消除旧中国通货膨胀造成的后遗症，新中国一成立就考虑进行货币改革。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根据陈云指示着手发行新币的技术准备。当时正值全面学习苏联，陈云对苏联经验一向非常重视，但他认为要结合我国实际有选择地学习。比如，在他看来，苏联1947年搞的货币改革，在新币换旧币的办法上，按照不同阶级、不同所有制，区别现款和存款，采取不同兑换比率，并限定兑换时间，损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因此，新中国的货币改革没有盲从苏联的改革方法，而是不分阶级，统一采用一万比一的兑换比例；以新币换旧币，不限时间，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为了做到慎之又慎，我国直到1955年3月才宣布货币改革。由于改革办法合情合理，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拥护，进展十分顺利，仅用3个月时间就在市场上完全收回了旧币。财政金融工作中的这一成功范例有力说明，改革只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设想周到，准备充分，照样可以不妨碍民生，不损害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切身利益。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棉花价格节节攀升，棉布价格却始终没有提高，造成纺织企业赔本经营的问题日益严重。有鉴于此，国务院在1982年制定了纺织品价格调整方案，向陈云征求意见，并派负责同志向他作了汇报。在陈云了解到调整方案实施后，尽管棉布价格有所上涨，但化纤价格却有所下降，因而纺织品价格总体保持稳定，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后，明确表示赞同。1984年，国务院就价格改革提出整体设想，并征求他的看法。他指出，现在确实是实施价格改革的有利时机，应该稳步推进，并可以借鉴此前棉布提价、化纤降价没有引发市场波动的成功经验。可见，陈云并不是不赞成价格改革，只是不赞成破坏物价水平总体稳定、降低人民生活、引发社会动荡的那种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陈云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但他同时指出：“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因为“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建议把讲“物价与价值要一致”的话删去。他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比如，进口粮食是要贴钱的，即使按照粮食进口价卖，我们还要贴钱。然而，粮食赔了钱，市场稳定了，市民有肉吃，有菜吃，使我们有时间搞体制改革；另外，经济作物发展了。钱从那里赔了，又从这里拿回来。”“如果粮食不补贴，市场就要大波动。”他还说，假如马克思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也会赞成保持一种合理补贴的社会主义，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现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价格补贴在逐步减少，但无论消费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很多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物价和弱势产业的扶持措施仍